九月六日，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江青對拍攝電影《南征北戰》發表了意見，表示支援。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經她在電影界、美術界、音樂界做了“大量調查”，發現周揚在領導工作中存在“嚴重問題”，建議在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先開“小型整風會”。會上，江青尖銳地批評了周揚。會後，周揚說：“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難做。”此言傳入江青耳中，江青益發對周揚耿耿於懷。無奈，在十二月，周揚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電影《武訓傳》作檢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議“武訓歷史調查團”就調查所得的材料，創作京劇《宋景詩》。

就在江青一次次拋頭露臉之際，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這江上“奇峰”忽地又“鎖在雲霧中”了！

江青由前臺退回幕後，其原因是她忙於批判《武訓傳》，太“傷神”了，以至累倒，終日發低燒，失眠，特別是右肋下時有疼痛。馬上組織大夫會診。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經大夫診斷，她患慢性膽囊炎。

雖說這是常見病，北京的醫院完全可以為她治療，不過，她仍要求去蘇聯動手術。

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樣，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飛往蘇聯，又住進莫斯科郊區的斯大林別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時，江青正在蘇聯養病。她以為毛澤東會來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追悼會，結果毛澤東沒有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來蘇的是周恩來。

江青在蘇聯休養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國之後的江青，繼續休養了一段時間。這時的江青，已是一副養尊處優的派頭。如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憶：

“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她的早飯是在床上吃，床尾有個搖把，可以把床搖起一半，帶動著她坐起身。然後照顧她擦臉、漱口，將一個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飯擺在她面前。看電影裡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

“她變得有些嬌了。房間裡裝了電鈴，她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大事小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願意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她又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江青慵懶地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張天義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須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寧願接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他說，過去我們做事，江青常常說，不用，我自己來，我自己能做。現在呢？越來越習慣於指手劃腳：你去幹什麼幹什麼，給我做什麼做什麼……”①

①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而是住在北京萬壽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蓋的六幢小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劉、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員居住。她的愛好是看電影，打撲克牌，跳舞，也看點小說。

就在她小病大養了兩年多之後，忽地又一次“露崢嶸”……

對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發表了署名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批評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

據江青對美國維特克說：“這篇文章被我發現了，就送給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俞平伯，中國的《紅樓夢》研究權威人士，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他一九一九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一九二二年就寫出了《紅樓夢辨》一書。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書，改名《紅樓夢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設〉第三期上發表《紅樓夢簡論》。

兩個“小人物”，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不以為然。他們著手寫文章，批評俞平伯。

這兩個“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藍翎。

李希凡，本名李錫範，當時二十七歲。他是北京通縣人，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繼續學習。

藍翎，本名楊建中，當時二十三歲。他是山東單縣人，就讀於山東大學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學。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到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