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變化過程中。自人類有史以來，一種社會已讓位於另一種社會——原始的部落制讓位於古代的奴隸制、奴隸制讓位封建農奴制、農奴制讓位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他滿懷信心地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將讓位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那時，有影響得多的是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年）提出的包括一切的進化學說。他將其學說應用於所有的事物，包括物質的、生物學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斯賓塞在1857年發表的《進步：其規律及原因》一書中寫道，“無論是在社會的發展中還是在政治、製造業、商業、語言、文學、科學及藝術的發展中，這種由簡單經過連續的變異而進入複雜的同樣的進化始終保持著。”

這就是達爾文創立其劃時代的理論時的環境。達爾文出生於一個在他以前已有兩代人顯露科學才能機他起又有兩代人顯露科學才能）的家庭。他上劍橋大學時，將時間更多地不是用在學習上，而是花費在收集和研究動物及昆蟲方面。有位教授認識到他的潛力，推薦他到政府的即將開始環球科學考察的“比格爾號”船上當不拿薪水的博物學家。這次遠航從1830年持續到1836年；遠航期間，達爾文對在個別物種身上觀察到的許多變異印象極深。例如，在與世隔絕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他發現了一些顯然是起源於在大陸的祖先但不知怎麼地已漸漸變得不同的物種。這一點粉碎了古老的物種不變論，但是，變異是怎麼發生以及為什麼會發生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

考察回來的兩年後，他認托馬斯·馬爾薩斯寫的一本書中得到了啟示；馬爾薩斯在那本書中提出了一種理論：如果不消除過剩的人口，人口要比食物增長得快。

1838年10月，我為了消遣而偶然讀到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我由於長期不斷觀察動植物的習慣，對這種到處都在進行看的生存鬥爭，思想上早就容易接受，現在讀了這本書立刻使我想起，在這些情況下，有利的變異常常容易儲存，而不利的變異就常常容易消滅。它的結果就會形成新的物種。這樣我終於得到一個能夠說明進化作用的學說了。

達爾文以其通常的謹慎和不辭勞苦的細心發展這一學說。1839年，他開始擬草稿；3年後，它仍僅僅是一份用鉛筆寫成的35頁的提綱。到1844年，他已將它擴充套件成230頁的論文。那年，他給一位朋友寫信說：

……我己閱讀了大量的農藝和園藝方面的書，從未停止過蒐集事實。終於來了一點光明，我幾乎確信（和我開始對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種並不是（這就象供認一件謀殺罪似的）永遠不變的。上帝不讓我相信拉馬克的一個“進步的趨向”、“源於動物的緩慢的意欲的適應”之類的廢話。但是，我得出的結論並非全然不同於他的結論，只是更換的方法完全不同於他的。我想我已發現（這裡是推測！）物種微妙地適應各種結局的簡單方式。

然而，達爾文仍不能使自己發表其研究結果。他繼續進一步按集證據，直到1858年收到另一位博物學家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土（1823—1913年）的一封驚人的信時。華萊士曾居住巴西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多年，在那些地方吸收了極大量的動物學知識。1858年2月，當他在摩鹿加群島的特爾納特島上患瘧疾臥床休息時，他想到了他也讀過的馬爾薩斯的著作，突然，最適者生存是實現進化的途徑這一念頭在他腦子裡掠過。華萊士的脾性和達爾文完全不同，他立即將自己的思想訴諸文字。當天夜裡，儘管仍受著發燒的折磨，他還是起草了自己的新學說。以後兩晚，他將它寫成文章，然後寄給了達爾文；他與達爾文是經常通訊的。

1858年6月，達爾文收到了這份手稿；他因讀到的是一份他已寫成的東西的概要，驚呆了。“我從未見過比這更驚人的巧合”，他給查爾斯·賴爾去信說，“即使華萊士已得到我在1842年寫下的手稿，他也不可能寫出比這更好的簡短提要！甚至他的話現在可放在我每章的上端。”達爾文對於公佈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事不再猶豫了。1858年7月1日，他在倫敦向學會宣讀他自己的論文和華萊土的論文，所謂達爾文的進化假說給提出來了。達爾文在他於1859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物種起源：藉助於自然選擇即生存鬥爭中的適者生存》中更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

達爾文的主要論點——他的進化學說——是，處於現在各種不同形式中的動植物種類不是作為單獨的、特殊的創造行為的結果而固定不變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變化中的自然結果。達爾文認為，變異藉以發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