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佔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還佔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佔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勝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優勢，接著又於1910年完全吞併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劃分成若干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權力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併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並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比對奧斯曼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制著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國，不過這一控制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象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時中國無防禦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並利用的那種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劃。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掛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這個計劃被批准後，19只猴子關在籠子裡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面的奇異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並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優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並斷定：“船隻、大炮和水軍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佈這些觀點。“我只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種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計程車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採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面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並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幾年中，中國面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幾乎沒有做什麼。

三、經濟影響

在西方列強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敗，使中國少數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再次重新考慮他們傳統的準則和政策。他們的對策是所謂的“自強”運動。這一詞語本身出自儒家經典著作，在19世紀60年代，用來相透過移植西方的機械製造來保護中國文明。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領導者這時已準備超越純軍事範疇，廣泛地將鐵路、輪船航線、機械工廠和應用科學包括在內。用當時一位改革者的話來說，“中國應獲得西方在武器和機械方面的優勢，但仍保持中國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這一“自治”運動註定要失敗，因為它所基於的基本設想是荒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

部分現代化的謬論對中國保守計程車大夫來說是明瞭的，他們因而拒絕全盤西方化。由於他們佔中國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企圖，正如他們早些時候阻止軍事現代化的企圖一樣。一個由120名穿長袍的學生組成的留學生團的命運可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