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武訓傳》和批俞平伯，已經深切地體會到，只有依仗於毛澤東的崇高聲望，她才能打勝仗。這一回批《海瑞罷官》，她又打出了毛澤東的旗號。

其實，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阿爾及利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說得非常清楚：那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

毛澤東所說的“江青他們”，就是指江青、張在橋和姚文元。

雖說張春橋是《解放日報》的“老土地”，當時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報》工作，深謀遠慮的張春橋卻選擇了《文匯報》來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張春橋的話很妙：“《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出面不方便。《文匯報》是一張民；司色彩的報紙，便於‘開展討論’……”

據《文匯報》總編對筆者說，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見報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無所知！他看到的，並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報》印刷廠保密車間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張春橋之命刊登，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除了照發之外，別無選擇……

出任“中央文革”副組長

在中共黨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書記處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歷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時期，才會有這般非正常的現象。毛澤東倒頗為讚賞，甚至說了這樣的說：

“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響批判《海瑞罷官》這一炮半年之後，張春橋在宦途上跨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組長。這成為他從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為他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實，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過一個正兒八經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五人小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間，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醞釀成立的。

所謂“九評”，即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的。“一評”發表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九評”發表於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關於赫政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建立的。這五個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任組長；

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兼義化部部長陸定一任副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為組員。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義章突然出現在七海《文匯報》上，陡地全國捲起一陣狂瀾。作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事先毫無所知。何況姚文。

所批判的吳晗是北京以副市長，而彭真則是北京市市長。

彭真從頭至尾，細細讀了姚文元的文章。雖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來頭”，但他仗義執佔：“《海瑞罷官》這出戏我早看過了，哪裡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張春橋說《海瑞罷官》是毒草，你們上海不是出演過《海瑞上疏》，難道你張存橋沒有責任？”彭真還說：“姚文元的文章亂上綱，這也是錯誤，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杭州發表談話，支援姚文元。毛澤東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足‘罷官’。

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與毛澤東交鋒。翌日，他對毛澤東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關係。”毛澤東聽了，對彭真深為不滿。

姚文元文章點燃起來的批判之火，在全國蔓延。身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以為必須把這場人論戰引上正確的軌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開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綱》。

兩軍對戰，眼看著一場大搏鬥要開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從北京飛來的一架飛機剛剛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橋機場，一輛紅旗牌轎車就把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