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我自然會讓他們透過。”就這樣，墨西哥方面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修改了本國的法律，在所有權方面放鬆了對AIG　的限制。得到這個訊息之後，漢克便立刻授意休·凱雷簽署透過紐約法案。就這樣，漢克最終得到了墨西哥分公司的大部分股權，而紐約州也允許紐約的金融機構可以更容易地購買墨西哥債券。在整個過程當中，最美好的一點就是，墨西哥只允許AIG　一家外國保險公司在其境內擁有超過半數的股權，其他保險公司卻無法享受到這種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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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沙巴尼和人質危機（1）

大約就在1979　年伊朗人質事件爆發之前六個月左右，AIG　遇到了其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挑戰。這次故事的主角是沙巴尼（）　，一位伊朗裔美國人，在此前的20　年時間裡，他一直在AIG　加利福尼亞分公司擔任一個無關痛癢的職位。20　世紀70　年代，格林伯格從AIG　的電腦名單裡發現沙巴尼會說波斯語，並可以勝任在伊朗的工作。於是格林伯格就分配給了他一項新任務：說服伊朗當局允許AIG　成為第一家在伊朗運營的外國保險公司。

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說服一位當時在伊朗政府任部長的老朋友，希望能夠得到許可，讓AIG　在伊朗開展業務。除此之外，沙巴尼還跟自己的妻子離了婚，娶了伊朗國王的秘書，而這位秘書的哥哥是國王姐姐的情人，而國王的姐姐又對國王本人有實質的影響力。於是幾乎一夜之間，沙巴尼成為伊朗國王的座上賓，每個星期六都可以參加皇宮的網球賽，並且迅速躋身德黑蘭的上流社會。最後，在1975　年，伊朗政府透過法令，允許AIG　成為本國的第一家外國保險商。沙巴尼順理成章地成為AIG　伊朗分公司的總經理，公司也取得了迅猛的發展。

但好景不長，1979　年，國王逃離德黑蘭，當時AIG　負責中東事務的副總裁碰巧人在伊朗，困在伊朗三個星期，就在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回到德黑蘭之前，他才乘坐飛機逃離伊朗。可沙巴尼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阿亞圖拉政府沒收了AIG　的財產，並把沙巴尼投進了監獄。

格林伯格親自負責營救沙巴尼的行動。“我們不僅要把沙巴尼救出來，還要把他安全的運出伊朗。”格林伯格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他和他的家人負有一份責任。否則這件事情就會給我們在全球各地的員工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動。他們也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讓他們感到安全，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AIG　立刻全體總動員；格林伯格召集了所有必要的人員集中精力完成這項工作——每當格林伯格想到某個計劃或想嘗試某件事情的時候，他總是會立刻召集一個專門的小組來完成他的構想。我立刻被派往休斯頓，任務是去那裡尋找一個外科醫生——他的弟弟是當時伊朗的外交部長。不幸的是，那位醫生告訴我，他的哥哥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實權了，而且他將很快離開伊朗（　後來也的確如此），所以根本無法幫上我們。而此時我們一貫的盟友，美國政府，也束手無策了。由於美國政府基本上沒有跟伊朗革命政府建立任何外交關係，所以AIG　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第一個原則——利用美國政府的權力來幫助自己實現目標——根本無法發揮作用了。於是AIG　的執行官們只好滿世界地尋找其他途徑來解救沙巴尼。

很長時間過去了，營救行動依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時負責中東

事務的諾丁漢姆和我一起去華盛頓參加國務院（Foggy　Bottom）　的會議。“現在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有人告訴我們，“伊朗人說他們搜查了沙巴尼的辦公室。在他辦公桌的抽屜裡發現了一條女人的褲子和一些毒品。要知道，在伊朗，毒品和通姦都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有時甚至會被判處死刑。這立刻讓我們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使得我們根本沒有機會來要求伊朗政府釋放沙巴尼。”　“太荒謬了，”諾丁漢姆回答，“我知道沙巴尼根本不吸毒，也不會買賣毒品，他對妻子也很忠誠。我們應該用其他方法，把他救出伊朗。如果伊朗人真的找到證據——我是說如果——那就是故意栽贓。”這位官員感覺有些難以置信，但解釋說即便諾丁漢姆所說的是真的，伊朗人也會找到其他說法繼續扣押沙巴尼。接著諾丁漢姆問，當一位無辜的美國公民被陷害關進監獄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通常會怎麼做，這位官員立刻火冒三丈，說他會不惜一切代價把這個人救出來。他答應會“積極跟進這件案子”，然後就結束了這次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