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艘貨船。船主讓船長去見小弗里曼，讓小弗里曼支付船長的工資。當時負責處理上海業務的是鮑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們決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們錯誤地相信那裡的法官們會從國際視角考慮問題，應該懂得國際法。可就在案子呈交到法庭之後，法庭立刻宣佈他們不得離開上海。由於大多數保單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們決定等待保單過期。於是他們關閉了公司，每天靠打網球消磨時光。

弗里曼的女兒琳達就是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日子裡出生的，“當多林被送進醫院的時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產主義風格進行的。當時醫院每天都收費都是固定的，跟前來就診的病人的人數並沒有直接關係。打個比方，如果前來就診的有100　個人，則當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負擔；如果只有三個病人，就由三個人承擔。琳達花了10000　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數目。”

弗里曼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達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難民船，但他們卻差點沒趕上上船的時間。“當時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針對公司的訴訟，”他回憶道，“在最終裁決下達之前，相關各方都不得離開這個國家。這艘船離開的時間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時候，船票到了。對方告訴我們，法院只是需要我們去做口供而已，一結束，我們就可以離開。”

“下午6　點鐘開始。法官首先問我，難道上海不是個很棒的地方嗎？我說是的，我在這裡度過了20　年，在這裡長大成人。”然後這位以前從來沒有去過大城市的法官（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問弗里曼美國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樓。“在上海，當時最高的樓大約只有13　層高，”弗里曼說，“所以我告訴他，在紐約，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大樓都有帕克酒店的兩倍高。他不相信，他說，‘可是在美國，你們的工人都是受壓迫的。’我說，‘是的，如果說擁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就是你們所謂的壓迫的話。’這時法官開始皺起了眉頭，接著說，‘在美國，三K　黨可是個大麻煩。’這時我終於明白了自己該怎麼做，於是我說道，‘是的，的確是個大麻煩。’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達成共識的話題，他就變得非常高興。於是我們開始討論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資訊，最後他同意讓我們離開。”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　點半了——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

我們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帶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說：“所有的人都帶了些烈酒——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蘇格蘭酒和白蘭地。船上有很多來自石油公司，比如說Texaco　和標準石油的年輕人；他們前天夜裡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後，就開始高唱國民黨國歌‘三民主義’。很快，岸上的共產黨勃然大怒；咆哮著衝上甲板，要求船長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可以這麼快就清醒過來。當時表現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長，他大聲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輕人，讓他們先躲起來，然後又想辦法說服了共產黨，讓他們平靜下來。”

史帶把公司的一位高階執行官查理·米納（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負責進行所有的善後工作。他們支付了那艘貨船的賠償金，大約有30　萬美元，可由於這筆保險的主要承包人是勞氏保險公司，所以大部分賠償都是由他們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釋說他們可以取消一些保單，比如說火險，之類的賠償，因為這些保單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時間。當時史帶還沒有重新開始人壽保險業務，但二戰之前簽下了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AIA　準備把這些賬目進行清算，他們在當地的報紙上刊登廣告，請承保人前來領取保險金，結果只有很少的人前來領取。AIA　用當地的貨幣支付了這筆保險金。

到了香港之後，謝凱開會見了當地的許多工會——當時每個組織都有工會來代表工人們的利益。在上海，接下來關閉的是銀行，然後是房地產公司，但最終中國政府沒收了一切。汽車代理公司也被迫關閉，公司用出售剩餘零件的錢給剩下的員工們發了工資。為了付清所有的賬款，史帶又寄去了50　萬美元。按照當時的情況，史帶不一定要付清這些錢，但他還是主動選擇這樣做。沒有人想過要保險公司進行沒收賠償。所以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員工，儘量減少他們的損失和痛苦。大約又用了一年半時間，查理·米納才最終徹底關閉了公司在上海的業務，退到香港。

到了這個時候，史帶已經找到了一個最理想的人選來管理他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