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的陰謀。

拉斯一般很開心，但是他偶爾也會沉浸在淡淡的憂鬱裡面，拉斯的背部經常不太舒服，所以他經常不睡在床上，而是把公寓裡面衣櫃的門板拆下來放在地上睡，他說這樣會舒服一些。那個時候，我也經常陪他度過這些憂鬱的時光。

哥大的學費加生活費大約一年1　萬美元，這在1979年，對於一般的美國家庭來說，都不是一個小數目。學校一年給我2　500　美元的助學金，父親給我2　500　美元，貸款2　000　美元，剩下的3　000　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來賺。剛開始的時候，我去做家教，後來在學校的電腦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況跟我類似，他的父親從波蘭移民到美國，在美國的監獄當獄卒，收入一般，母親是家庭婦女。因此，他在學校食堂找了份廚師助理的工作，那時候，他經常從食堂帶剩下的麵包和熱狗回來，我們也經常能大吃一頓。

由於我們的經濟狀況相似，所以我們的時間表也差不多。下課之後我們都去打工，半夜我編完程，他洗完碗回來，我們躺在床上閒聊，有時候時間晚了，我們倆都飢腸轆轆，冰箱裡又沒有吃的，我們就去學校附近的小店裡吃最便宜的炸雞。

不過，我還是愛吃中國菜，有時候我大半夜帶拉斯坐地鐵去唐人街吃飯，我們要大碗的廣東炒河粉，要最大份的京都排骨，炸得香香的兩面黃炒麵，還有各種各樣的粥。慢慢的，他也愛上了中國菜，每次都吵著要去吃“rice　sticks　”（河粉）或者

“porridge”（粥）。有一次，我們實在太餓了，半夜兩點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國菜館，要了7　盤不同的飯和麵，通通吃光。結賬的時候，看到光光的盤子，服務員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麼也找不到。“難道你們真的把這些都吃光啦？”服務員問。我們點點頭。“天啊，你們要不要叫救護車？”服務員驚呼。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沒有錢買機票回家過聖誕節，就都留在學校裡尋找打工的機會。有一天，他從學校食堂搬回來25　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們計劃做20　個蛋糕，天天當飯吃，省出假期的飯錢。

25　公斤的芝士根本沒辦法用普通的攪拌器來攪，我們只好倒進一個大桶裡，每人拿一個棍子使勁攪。做好了，我們開始每天吃同樣的乳酪蛋糕，吃到最後，已經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這個詞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後，他突然對我說：“開復，天大的好訊息！剩下的蛋糕發黴了！”那天，我們倆坐地鐵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粵菜館，叫了6　道菜來慶祝蛋糕發黴。“做蛋糕”這個詞，後來成了只有我們才能聽懂的暗語，就是指做同一樣東西做得太煩了，直到讓我們噁心。比如，“這個程式設計作業就像做蛋糕一樣費勁”“看懂這個程式，比吃蛋糕用的時間還要長”等等。別人聽得雲裡霧裡，我們卻能很有默契地擊掌。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們一直都透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絡。拉斯畢業多年之後，作出了非常美國化的選擇，他放棄了一家美國證券所IT　工程師的豐厚薪水，到德國開了一家畫廊，娶了比他小10　多歲的妻子。2005　年，我在和微軟打官司的時候，

他還專門打電話跟我說：“你需不需要一個人幫你做

人格擔保？”我雖然很感謝他，但我跟他說自己的人格沒有問題，不用他擔保。他又說：“其實我也知道這點，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有一個朋友永遠站在你身邊。”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歡做蛋糕的習慣保留了下來。每年聖誕節，他都要寄給我一個他親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聖誕節時他從德國寄出，等我收到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到春節了，我們全家誰都不敢吃這個蛋糕。因此，我發郵件給拉斯，感謝他從德國傳來的祝福，但是讓他不要再寄蛋糕給我了。可拉斯回信說，“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　年，我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調回微軟在西雅圖的總部工作。那一年，由於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記了告訴拉斯，結果，拉斯又寄了個蛋糕到我原來的地址，郵政系統查無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裡。拉斯接到蛋糕十分驚訝，他發了封郵件給我說，“你知道嗎，我一直以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種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當我今年五月份接到我去年聖誕節寄給你的蛋糕時，我在想，我終於有機會試試這種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現在，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開復，我把那個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