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還真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說：“解放軍無堅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難道說還怕美國？’那老頭是半信半疑。後來，抗美援朝勝利結束。我又碰到老專家，他彷彿年輕了十歲，一看見我就高興地說：”奇蹟呀，真是奇蹟！‘我被搞糊塗了。他見我不理解，解釋說：“我活了大半輩子，盡是外國人欺負咱中國人。抗戰雖說勝利了吧，美國、蘇聯也都參加了打日本，不能說是中國一個國的功勞。這抗美援朝才真讓我開了眼界。’聽見他這樣說，我也激動起來。我說：”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你們說說，像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老專家，我們能不放心嗎？”

王樹聲聽著他們的議論，雖沒明確表態，但他心裡也傾向要大膽利用國民黨留下的專家。

在此之後，他審慎地進行調查研究，他發現不少留用的國民黨科技人員，其實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正義感，不錯，他們曾受到時代、環境的侷限，為國民黨反動派服務過，但全國解放已六、七年，透過新舊對比和黨的教育，他們的思想和政治覺悟也在逐漸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間，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員，參加了國民黨丟失軍械彈藥的檢查、裝箱，基本上都能盡職盡責。

於是，在王樹聲支援下，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軍械研究所。軍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員以總軍械部的科技人員為主，從外抽調了一批科技人員，又從留用的科技人員中擇優錄用了一部分。

軍械研究所草創之初，裝置簡陋，人員還不能滿足需求，可由於上下同心協力，成績斐然，或改進，或創新，對我國軍械工業，作出了可喜可賀的貢獻。如國產與進口炮管的對比試驗，就是一個典型。

當時的進口炮管是一種新式武器，每分鐘可打兩百發，威力很大。但缺點也很多，打的時間不長，炮管就滾燙髮紅，不能再射擊了，只有重換。因而，每門炮需要三個備用管。我軍大量裝備這種炮，需要炮管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而製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賴進口，費用相當高。

軍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員透過不斷摸索，最後研究出了製造這種炮管的原材料。當把樣品呈給蘇聯專家看時，蘇聯專家根本不相信中國有這個能力。

分工經管此事的幹部提出一個辦法，就是拿國產的炮管與外國的炮管進行一場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樹聲同意這個建議，上報彭德懷批准。

高射炮靶場。在蔚藍色的天空下，架起了兩架大炮，兩架大炮上兩種炮管。彭德懷、王樹聲以及蘇聯專家等都在實地觀看。

一聲令下，大炮“嗵、嗵、嗵”發出了雷鳴。打到一萬發時，進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間紅了，而國產的炮管仍然鬥志昂揚，一直打到兩萬發，中間才紅，經冷卻之後，接著又能射擊這一場國產與進口炮管大“比武”，終於以國產的勝利而告結束。全場一片歡騰。

彭德懷深為王樹聲及他的下屬們，以國產材料試製炮管終於成功，將給國家節省大量外匯，又給我軍提供更多的優質炮管而由衷地高興！

不過，總軍械部，主要負責全軍武器裝備供應，而軍械工業的生產，則由國務院直屬。生產部門和銷售部門脫離，價格一變動，必然造成矛盾。

生產部門最初與總軍械部配合還比較默契、後來出現了一些矛盾。

彭德懷提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軍械使用部門向生產軍械部門派駐軍代表。

這個辦法好是好，但在實際上執行起來，並非一帆風順。軍代表由軍械使用部門委派，他的職責是驗收軍械產品。驗收過程中，自然而然要把握質量關。不講質量的產品自然不過關。因此，生產軍械的部門就抱怨軍代表“偏心”；如果軍代表不負責任地濫收，軍械部門又不認這個帳，重者，可能要受紀律處分。

因此，軍代表是“老鼠掉到風箱裡——兩頭受氣”，這個工作非常難做。

可捨棄軍代表制度，又找不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所以，當軍代表制度實行後，有很多軍代表來向王樹聲訴苦。王樹聲都仔細地向他們做思想工作，使他們心悅誠服。

王樹聲首先認為，軍代表既不單純站在生產者一方，也不單純站在消費者一方。他應該既體現生產者利益，又體現消費者的利益。一句話，是體現國家的利益，體現黨的利益。生產和消費是一對矛盾，它們相互離不開。沒消費，生產無從進行：沒生產，消費也無從談起。但二者又有隔閡。軍代表的任務就是排憂解難。作為中間調解人，消除生產軍械部門和消費軍械部門的隔閡。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