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調查時，一位在當地的日本學者懂中文，看到報紙上的有關報道，就透過報社找到我，加入了調查。現在她也是一回到日本就來參加旁聽。五年來，四五十人的座位大致上就是。這麼一個一個湊起來的。除去從湖南常德和浙江受害地特地來參加的原告和聲援團，國內來日本訪問的有關專業學者也有來參加旁聽的，平均每年一位的比例，佔國內到日本訪問交流人次的萬分之一以下。

還有一件簡單不過的事，是做一些醒目的有關細菌戰訴訟介紹和開庭前後###內容的傳單，在開庭前，站到法院大門前地鐵站的出口，遞給來往的過路人。他們不叫我幹，也許是怕人不接，傷我的心。

開庭後（有時安排在開庭前），有人就把一樣式的寫著標語的厚紙牌子發給每個人，兩塊標語牌用繩子連在一起，掛在脖子上。這樣身前身後都是標語，加倍宣傳。大家按照事先向公安局申請批准的路線遊行，由幾個都已經面熟的警察帶路維持秩序。

國內常有人說我是“孤軍奮戰”。不然，我是在“抬輿”人的隊伍裡。

遊行結束時，就有人大聲招呼，趕緊去議員會館會議室，參加某議員出面與政府有關部門的交涉和請願。這項活動也是有人事先找到合適的議員，說服他（她）出面，議員同意後，再準備交涉所需相關的材料，提供給他（她），之後商定交涉的內容。這兩年請願的內容大抵是要求日本政府公開資料，進行調查。交涉的部門有防衛廳、厚生省和外務省等。交涉的時候，支援細菌戰訴訟的學者和研究者，舉出有時是舊書攤上發現的孤本證據，迫使有關部門公開同類資料。這個交涉只有造詣深的專家可以作，他們需要用手中掌握的證據使對方難以回絕。他們大都有10或15年以上研究日本細菌戰的資歷。

這天的最後一項就是當天開庭的報告會。會議室也是早就事先預定好的，大多在東京律協會館，當然是免費，不如在寧波開會，產生經濟核算和效應。進門，有人負責簽到，收每人會費500日圓，給一份自編的細菌戰研究通訊或訴訟相關的資料。還有人把有關細菌戰的，還有其他歷史問題的書籍和資料陳列在會場的一角出售。書籍和資料也大多數是這些人的調查研究後寫的東西，賣來的錢，用來支援這個訴訟。報告會的內容每次都一樣，律師向大家解釋說明當天開庭的內容，訴訟的進展，有關法律知識等，並回答來自會場的提問。

“抬輿”的人，也都是普通的日本人，這一天裡的工作，實在都是些具體不過的事情，不具備浪漫情趣和英雄氣概。3月18日開庭的那天，下了不小的雨，他們高興地和我說，下著雨，傳單還都發完了。開完庭後，我和湖南常德聲援團的陳玉芳（常德對外友協副主任）商量，說，這次我們就請他們一起和我們吃頓午飯吧。所謂〃我們〃是讓她代表買單。我們兩人進了食堂，他們卻都不見了。

“抬輿”的人在他們走過的路上留不下腳印什麼的，但是他們前腳後腳的，踩出了一條道來，壓在他們肩上的“輿”一路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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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輿”隊伍中（3）

王選在她的文字裡充滿了對抬著輿走過十年訴訟路的日本人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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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細菌戰訴訟大事記

1998年

2月16日，第一次開庭。

5月25日，第二次開庭。原告江山薜培澤陳述霍亂受害，義烏金祖池、衢州楊大方陳述鼠疫受害。律師和王選就日本政府的《答辯書》，根據《海牙公約》進行反駁。申請對細菌戰的證據給予證據保全。

7月13日，第三次開庭，由原告湖南常德代表方雲勝、李安谷、黃嶽峰陳述日軍細菌戰的受害事實。此時王培根協助日本律師調查取證，完成了義烏民間細菌受害致死者姓名的調查登記和公佈核實。

10月12日，第四次開庭，原告總代表王選提出對被告答辯的反駁，再次書面提出訴訟證據《井本日記》原件的保全請求。

11月9日，第五次開庭，王選提出訴訟的補充意見。散庭後，美國研究731部隊的學者在律師會館發表演講。

12月21日，1999年2月15日、3月15日、6月14日、8月30日、10月4日，東京地方法院舉行第六次至第十一次開庭，都由原告總代表王選陳述補充意見，先後就法理和日本民法提出請求。

1999年

11月20日――29日，原告代表義烏王培根、衢州邱明軒、莊啟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