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異常”，而且表現出黃色基因與來自父本的X結合而應產生的顏色。

在20世紀20年代，發現的新基因突變或新染色體突變日漸稀少。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經接近尾聲。當年促使摩爾根轉而研究遺傳學的那些問題肯定已得到他認為滿意的解答。他的洋洋灑酒的論文和專著中的語氣好像是宣佈：現在是整理材料、對果蠅遺傳學研究做總結的時候了。

摩爾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後幾年中，由於他的成就而得到許多報償：他的著作一版再版，而且譯成多種文字；他獲得種種榮譽學位，並被授予高官厚祿（比如，1927年被任命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但是，最能說明他享有的威望的是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川流不息地來到摩爾根的實驗室。有的是來交換意見的，例如，蘭茨泰納和萊文1927年發現MN血型後來到美國，希望摩爾根幫助他們從遺傳學上加以論證。另一些人，如從英格蘭來到蠅室的威廉·貝特森1922年所說的那樣，只是想來“看看哥倫比亞的奇蹟”。摩爾根的實驗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別人證實和承認。最富戲劇性的也許是貝特森的轉變。直到他親自來到蠅室之前，他始終不相信基因確實是染色體的組成部分。顯然，如果例外的東西是屬於你自己的，它們就比較易於受到珍惜。後來，貝特森到了多倫多，在第三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上講話。在《科學》雜誌第50卷（1922年1月20日出版）第55…61頁上有這樣兩段話：

關於合子（即受精卵）中特定的染色體與特定性狀之間有直接聯絡這一問題，透過摩爾根及其同事的論述，特別是布里奇斯提供的證據，人們一定大大消除了懷疑。

在不久以前仍眾說紛壇的遺傳與變異的現象已逐步理順，終於導致他們這一重大發現。我特地在聖誕節期間來到這裡，向這顆西方升起的明星表達我的敬意。

貝特森在同一篇講話中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而新聞報道措詞失當，籠統他說有一位傑出的遺傳學家不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於是又重新點燃了美國進化論者與基要主義者之間的論爭。因而，美國許多州即將面臨的問題，摩爾根也負有間接責任。田納西州審理了著名的斯科普斯案件，肯塔基州1932年險些透過基要主義者提出的法案。那項法案要求禁止在公立學校使用含有進化論內容的教科書。第一次表決結果，38票贊成，36票反對，由於未達到法定的40票而沒被透過。於是，擁護該法案的議員又把缺席的議員拉來。第二次投票結果是40：39，反對的議員要求暫停，重新計票。後來又拉來三名議員。第三次表決為41：41。這時一位名叫丘納爾的議員反戈。他最初想投贊成票，因為他是位不妥協的浸禮會信徒，相信一切事物過去是怎樣，今後仍然會是那樣。但他這時卻說他得拋棄他的宗教信仰而改投反對票。議案至此才被否決。摩爾根似乎並沒注意到當時爭論的熱烈場面，也沒注意到最後的表決結果。

無論誰來到謝默霍恩大樓，他所見到的摩爾根總是那個樣子。萊文曾承認他看見這位偉人竟在蠅室裡吃午飯時很感意外，“他的兩手無法伸展開，因為周圍擠滿了東西。”那時候，全世界讀遺傳學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生在自己的日程上最優先考慮的是去蠅室參觀，但看見的景象往往大出他們所料。在俄國出生和受教育的西奧多修斯·多布詹斯基氣喘吁吁地趕到紐約，盼望這位名教授摩爾根會“像天神一樣”出現在眼前。但這位新來者被弄得目瞪口呆，因為他看到的不是什麼神人，而是一個說話唐突、衣著不整的凡人，並且一點不受禮儀的約束，甚至連實驗室的工作服也不願披上（他只穿過一次，那是後來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時尚》雜誌的攝影記者要發表一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照片）。從1927年至1940年，多布詹斯基和摩爾根在一起，1940年他從西海岸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接替摩爾根。對他的名字，摩爾根從未說對過。

摩爾根要求蠅室裡的工作人員個個獨立工作，最初，這使許多研究人員很不習慣。摩爾根逐漸建立起一套他信得過的班子，他希望他們明白自己該做什麼，怎樣開展工作，然後就讓他們分頭去做——只是對任何實驗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熱情，有時急忙跑進去，從別人肩膀上探過頭去觀看，當場提供意見或提出問題。哪項研究他都是合作者，他最後幾年在蠅室裡發揮的最重要作用不妨用他的學生A·H·斯特蒂文特的話來概括：他“始終不渝地支援、鼓勵和保護”他這塊領地中的工作人員。

截至1927年為止，果蠅研究工作差不多已進行了十八個年頭，從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