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鐘，溫度已上升到80華氏度。9點半，我終於說服她同意休息一會喝口水。坐了10分鐘以後，我發覺自己要站起來十分困難。過了不一會，我的腰就合乎情理地劇烈作痛，但我咬緊牙關，只讓自己稍稍齜了點牙咧了點嘴。她沒有發現。

我不是一個懶漢。而且不太久以前，在唸大學時的某一個階段，我的身體還處於極佳狀態。我練慢跑，參加校內各項體育運動。後來進入法學院，在過去3年中，我再沒有時間從事這樣的活動。因而現在才幹了幾個小時的重活，我就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用的軟骨頭。

中午，她給了我兩塊淡而無味的火雞肉三明治，外加一隻蘋果。我坐在後院的風扇下面慢慢地吃著。我腰痛腿麻，雙手發抖，像兔子一樣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著。

趁她在廚房裡還沒有忙完，我的目光越過那一小塊綠色草坪，繞過覆蓋土料疊成的紀念碑，落在靜靜地位於車庫頂部的我那套房間上。不久以前，當我和她談妥房租僅為150美元這樣一個小數目時，我還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是我真那麼聰明嗎？在這樁交易當中，究竟是誰得了大頭？我記得當時還為自己佔了這樣一個甜蜜的小老太的便宜感到有一點兒羞愧，現在我卻恨不得把她塞到一隻倒空了的塑膠袋裡去。

根據釘在車庫牆上那隻古老的溫度表的資料，下午1點鐘，溫度已高達93華氏度。到了兩點，我的腰背終於無法動彈。我告訴包娣小姐我實在得休息了。她悲哀地對我看了一會，然後慢慢轉身打量那一堆白色塑膠袋。這一堆玩意兒幾乎還是原封來動，忙了半天我們才剛剛開啟了一個小小缺口。“唉，你一定要休息，那我有什麼辦法！”

“就一個鐘頭。”我央求道。

她只好慈悲為懷。但到了3點半，我已經又在推車了，而包娣小姐則跟在車後寸步不離。

經過8小時的艱苦勞動，我打發掉整整79袋覆蓋土料，不到她買來的三分之一。

剛吃完中飯不久，我就曾向她暗示，6點鐘得去尤吉酒家上班。這當然是撒了個謊。我在吧檯當班的時間是從8點到打烊。但她反正弄不清楚，而我已下定決心，在天黑之前把自己從覆蓋土料堆裡解放出來。到了5點鐘，我乾脆拔腿就走。我對她說，我已受夠了，背疼得要命，我必須去打工。我跑上樓的當兒，她在底下傷心地望著我。她要想把我趕走就讓她趕，我才不管呢。

星期天上午，震耳欲聾的滾滾雷聲將我喚醒，滂沱大雨猛烈地敲打著我的屋頂。時已近午，我仍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昨夜當班時滴酒未飲，因而此刻頭腦十分清醒，但身體的其餘部分卻像是用混凝土澆定了似的，無法動彈。哪怕最最輕微的活動，也會引起揪心的劇痛，疼得我大口吸氣。

昨天在我經受苦難的磨練時，包娣小姐曾經問我今兒上午是否願意和她一起去做禮拜。儘管租房契約上沒有陪她上教堂這一條件，但幹嗎不去呢，當時我想。這位孤獨的老人如果希望我陪她去教堂，這對我是小事一樁。而且肯定不會有什麼害處。

因而我就問她平時去哪個教堂。達拉斯的富裕禮拜堂，她答道。原來是透過衛星現場直播，她在自己的家中，和肯尼思·錢德勒牧師大人一起做禮拜。

我請她饒饒我。她聽了有點生氣，但很快就恢復了常態。

我幼年時常常和母親一起去教堂。那時候，老爸還沒有染上酗酒的嗜好，還沒有打發我去軍校，他偶爾也陪我們去一兩次。但進了教堂，他卻啥也不幹，只是喋喋不休發牢騷，所以母親和我寧願他呆在家裡看報。我們去的是一個小小的衛斯理教堂，那位豪依牧師為人友善，常常講些有趣的故事，聽講的人都覺得處在一種友愛的氛圍中。我至今還記得，母親聽他佈道的時候，是多麼心滿意足。而且主日學校裡的孩子也很多，我自然不反對在星期天早晨梳洗乾淨、穿戴整齊跟著老媽上教堂。

老媽有次做了個小手術，在醫院躺了3天。教會里的姐妹們對手術的細枝末節，哪怕是最最秘密的部分，都瞭解得一清二楚，於是在這3天當中，沙鍋、蛋糕、餡餅、麵包、盤子、碟子就像洪水般地湧到我們家中，送來的食品老爸和我一年也吃不完。她們組織起來，像照料孩子一樣照料老爸和我。輪班料理飯菜，打掃廚房，迎送帶來更多沙鍋的後來的賓客。在老媽躺在醫院裡的那3天當中，以及她出院回家後的那3天當中，至少有一位姐妹和我們住在一起。我想是為了保護那些送來的食品。

老爸很討厭這樣的折磨。原因之一是，家裡擠滿了教會里的姐妹，無法溜出去喝上一口。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