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學集註》這樣的“大書”，誦聲琅琅，終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軍”，自然不同於腐朽的不堪一擊的清朝政府軍。

當然，湘軍在勇猛之外，兇殘也是他們的一大特點。曾國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號，其手下自不必說。攻城陷地之後，他們對被俘的太平軍施以凌遲、剜眼酷刑不說，常常以“從逆”為名濫殺百姓，並乘機搶掠姦淫，作惡不少。對此，同樣官僚出身的譚嗣同就曾指責湘軍的擄掠濫殺。

無論如何，曾國藩在1854年正月所發的《討粵匪檄》，確實可作為湘軍的“宣言書”：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蒐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唯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嚐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傳檄遠近，鹹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

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鑑吾心，鹹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給日後老曾的仕途留下後遺症：衛道的意味太濃，勤王的忠貞不夠，致使滿清朝廷對他產生疑忌。

山重水複疑無路——石達開的轉敗為勝

西征太平軍節節敗退之時，石達開指揮的湖口戰役和九江戰役，大勝克捷，一下子扭轉了整個戰局。

取得湘潭和田家鎮兩次大勝，曾國藩大受鼓舞，萌發出一股“滅此朝食”的精神頭，立刻率水陸湘軍殺向九江。湘軍為南路，北路方面，還有清朝湖廣總督楊霖率一支軍隊，率先入屯廣濟。

屢戰屢敗之際，楊秀清派出石達開和羅大綱率援軍前來接應。

經過一番分析，石達開深知湘軍厲害，特別是湘軍水師，乃當前大敵。敵人乘勝之下，和湘軍正面硬拼肯定不行。於是，他派林啟容死守九江，羅大綱帶人守衛湖口西岸的梅字鎮，他本人率軍固守江水東岸的湖口縣城。

石達開嚴肅軍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