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領袖是否遭了暗殺，感受了流行病，或則是中道夭亡？或則是否他們到了40歲已未老先衰；是否他們所面對的社會背景太強大，因而漸漸隨波逐流腐化起來，轉取消極放任態度，最後自歸湮沒像白居易詩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婦。那麼那些中途夭折之輩倒是幸運兒，他們年紀輕輕死了，留下好的聲名。但是歷史看來不承認這樣的說法；歷史顯示和孔子學說肯定：每當困難嚴重之際，那是偉大人物變更了國家的命運。但是我又想起中國歷史上的沉浮變遷，許多偉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歸罪於制度或諉過於一種制度而非可責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辯證法來證明其為軍閥政治的邏輯的結果。那很容易表明軍閥都是好人，為不良環境之犧牲，受了他們自己地位之壓迫，不得不加重稅於人民自固其勢力，他們的地位又太易於遭遇引誘，幾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維新運動，他們經過同樣的階段，同樣軍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領導之下，卒能獲得偉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說，日本的幅員小，那我們又可以歸罪於我國領土之廣大。於是我們又想起俄羅斯的榜樣，挾有等埒半大洲的領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數為與中國相等的貧苦不識字的農民，布林喬階級同樣的冷淡，上豪劣紳同樣的腐敗。但是這些老骨頭還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羅斯擺脫了舊的骸殼而出現了形態簇新的國家，輝耀著新的希望與精神。於是我將說，呸！什麼是唯物辯證法！

尋求原由常導人返求領袖人才，尋求剛毅而誠信的領袖人才，因為像孔子的見解一樣我相信偉人以其自身的行為為表率，足以改變全國的風氣，如伊藤博文維新的運動。我記得1926年，怎樣的全國熱烈興奮以紀念某大領袖，同時一個青健政黨出現，好像將拯拔國家出於紊亂與沮喪的現狀，怎樣的許多青年爬出了學校的牆垣，跋涉數千里加入革命軍，視死如歸，獻身於國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見十九路軍怎樣一度的激動全國沸騰的情緒，老老少少都把最後一分錢獻納出來，表現一種血氣，向非任何人夢想所能及者，存在於這個民族裡頭。老大的中國一時好像重又找獲了他的靈魂。後來不久這把火被澆熄了；它閃爍著餘燼的微光，終於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為缺乏監護培養的人。倘令有這麼一個人，這死灰不難再度熊熊地燃燒起來，雖至今猶然。

我們的出路

我又想到別的方面。好像我們的步驟被限於黑暗現實的無望糾結裡面，但又好像我們的步驟不致被限。因為這一個國家，他的潛力的可能性還沒有被發現，卻缺乏解放這些潛力的人。這一個國家有優良的鬥士及低能的官長，精明的商人及庸闇的商業政策，溫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團，優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純良的民主黨員及腐敗的民主國家。它只需要一種制度把這一切納入正軌，只需要一種東西為這個國家所不幸地缺乏的。這東西是什麼？馬上有許多煊赫的字眼掠過我的心頭，像民主主義、道德、堅忍、血氣、效率、一個優良的執政者……但是民主主義是什麼？中國人民向來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階級最自重的人民。社會主義又是什麼？我們不是有最進步的無政府主義形態嗎？它是一種鄉村社會主義，自動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職務不過是徵收賦稅與辦理司法而已。即所謂“天高皇帝遠”，它永久是如此。基爾特這個名目，掉了一個鄉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會主義的最進步之形式。不過也有一樁使我不能堅持此說，即飛機使農村社會主義不可實現而家族關聯關係和村莊關聯關係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議會主義就當作民主主義，因為我熟知中國的議員不是一個議員；假使他是中國人，他便不能力議員，議員在中國是一個官，而我們有了大多的議員。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費心思去選舉他們，5000元一票，這些費用將來還是出產在我們自己的頭上。

我又不能承認任何主義，因為我看見了許多外國的主義，就是最不褪色的主義，進了中國洗衣作喪失了原來的色彩，只留著惡臭的水蒸汽氣息而已。我也不能承認另一革命，因為我聽熟了炮聲排槍聲，它們現在已不復能驚動我，因為大炮的隆隆聲不久會沉默，而排槍的擊射聲聽起來好像屋外的爆竹聲，後來我探悉這一來不過慶祝楊先生的任新職典禮。又不相通道德提高主義，因為我聽了大多，不復引起我的興趣。這個國家充斥了道德高唱者，宣道說教已經2000餘年，曾未能自救其官僚階級的貪汙和無心肝地壓迫人民。除此之外，這些高唱道德者卻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非徒他僅欲提高別人的道德，抑且自身又可惜此避免人獄。他倘非宣揚提高道德而講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