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動混亂的情形隨處可見，一種騷動混亂屬於精神的較甚於體質的，那是一種虛偽進步和虛偽愛國心的無方法的瘋狂。政府的高階官吏一面發起喇嘛法會以祈禱救國，一面禁止傳俗的龍舟競賽，斥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設工作上切實地有所成就，卻頗忙碌於制定男女的服裝式樣，因為在廣西，發現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發現男子的袍子太長（因為在此國難時期我們應該節省布匹），在山東，女子不許燙髮，在河南的某些學校裡，男子必須剃成光頭，在浙江，禁止婦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領旗袍，而在北平則婦女不許蓄養雄犬並牽引過市。

一切這樣的紊亂無足輕重的忙碌，這種瘋狂的偽善，過分的粉飾和掛慮，似表現出一種願望未經實現，表現出意志與體面的衝突。風俗和習慣，本為任何社會的主要骨幹，在中國不復被重視；年長老輩不復受年輕者的尊敬，而青年過度嚴酷地批評前輩；一條深深的鴻溝存在於青年與長輩之間。文化為生活與思想系續的果實，至不甚理解，而批評為現代文化重要保護人，應該密切注視生命的長流，衰頹地偃臥於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種工作巨大過其力所能勝任者，而欣愉的高興的情緒，本為中國的特色者，深自愧慚而掩藏著。一個人好像是營養不足，神經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著。

領袖人才的要求

當我馳想於此等紊亂的現狀，此等卑劣與虛飾，覺得好像福音天使（Gabriel）的問羅得（Lot）：“中國的好人在哪裡，而好人有多少呢？100個有沒有？50個有沒有？10個有沒有？5個有沒有？”假使天使來問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是不是這些營養不足、半人格的殘缺不全的標本，營營擾攘於無足輕重的瑣事者，便是剩留於現代中國的全部人民，因是一個4萬萬人口的民族自淪於失卻牧入的羊群生活？什麼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慚形穢而隱匿的地方？不過我還記得好人在中國往往把自己躲藏起來，往往把自己躲藏於酒、女人、詩裡面，或其情致較淡則歸返自然而過其樸素生活。我於是又想中國的缺乏憲法保障，這個重大的事實怎樣巨大地改變一般的人生觀，怎樣影響他（們）的人生哲學，是以人生哲學為社會政治環境的產物而非社會政治環境根據人生哲學而產生。而經由這個人生哲理的變遷，從主動的而為被動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設的努力因而喪失，而真實的進步又受其妨礙。

人在中國好像受外來的過誤較甚於自身的犯罪，因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漢怎樣在北宋末朝流為盜寇。因為他們是勇敢光明的盜寇，那些人不能勉為柔順，而任俠，因為體質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為什麼每個大詩人都縱酒歸田以示其輕視社會之志，屈原怎樣怨憤而自沉於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撈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淵明怎樣自足於白日掩荊扉、採菊東籬下的生活；又怎樣偉大而正直的學者具有正確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貶斥的處分，蘇東坡貶至黃州，韓愈貶至潮州，而柳宗元貶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偉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煩劇，退隱林泉之間而縱情吟詠；像袁中郎、袁枚、鄭板橋，他們都視仕宦為畏途，而自甘於逸靜生活，朝捧熱粥而吸，夜伍蟣蝨而眠。我又想起當局勢混亂之際，正直學者常被逮捕，他們的妻孥家屬遭滿門抄斬，如滿清初葉枝連之慘禍。於是我方始明白他們需要佛教學說，這是他們一部分所贊成的，也需要消極的人生哲學，這是他們全部所贊成的。

於是我又縱觀現代而睹許多好人絕足仕途；王國維跳入頤和園昆明池，康有為晚年過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魯迅陷於沉默與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學革命的發動；章太炎養晦於蘇州；而胡適，杜威的門生，秉有更進取的人生觀，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講人民的痛苦，並無多大熱情，雖他不願意放棄一切主張而讓國家歸於滅亡。——胡適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憤激之一刻，曾怒吼著：“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中國有許多好人他們不能為國家出力，因為人們的以其惡行加諸別人，而壞人以其惡行加於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樸素的棉袍子把自己偽裝起來。但還有別的好人，不止是5個，不止是50個，卻是千人萬人數百萬人，他們無聲無息地忍著痛苦。這種情形使旁觀者也覺得可憐；那麼許多好人竟沒有一個領袖抵得上半個甘地的程度；中國的個人比較來得老練，至於政治的和國家的方面、我們還剛剛在幼童時代。於是我將觀察其原因，以謀獲得一出路。

我將這問題更推進一步而問：為什麼我們個人老練而政治國家幼稚？為什麼數百萬好人之中，那麼缺少偉大領袖以領導國家脫離紊亂？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