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體系中採取種種措施防止他將不正當的企圖付諸實施。很明顯，前者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後者是西方人的觀點，也是韓非子的觀點。正如韓非子所云，我們不應該期望人們的行為端正，但是我們應該能夠防止他們的行為出軌。這就是法家哲學的道德基礎。換言之，我們不能期望我們的統治者是仁人君子，總是在正義的大道上穿行。我們應該肯定他是假定的囚徒，並想方設法阻止這些可能的犯人魚肉人民、出賣國家。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後一種制度效果更為明顯，它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敗。這樣做比等著這些仁人君子們良心發現要高明得多。

然而在中國，我們所做的恰恰相反。我們並沒有假定他們是可能的無賴、騙子或竊賊，儘管我們早就應該這麼做了。相反，我們把他們當作了仁人君子。依照孔子的教導，我們希望他們是仁慈的統治者，愛民如子，我們期望他們誠實。我們對他們說：“幹吧，公家的錢你就隨便使吧。我們不要你做公開的預算，不要你公佈帳目。”我們對軍閥們說：“幹吧，我們相信你會熱愛人民，我們願意讓你憑良心向我們收稅。”我們對外交官們說：“幹吧，我們絕對信任你的愛國心，允許你締結任何一個國際條約而不用事先經過我們同意。”我們對行政官員們說：“如果你變成仁人君子，我們會給你立牌樓，永久瞻仰。如果你變成了無賴、騙子或竊賊，我們也決不會把你關進監獄。”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別的國家，其人民是這樣仁慈地對待他們的行政官員們。韓非子說，一切都大錯特鍺了。我們對官員們的道德天賦期望太高了，不免有些冒險。如果韓非子活在今天，他會建議我們把這些官員們假定為無賴、騙子或竊賊，並對他們說：“我們不會規勸你去走仁義之道。你變成了仁人君子我們也不會為你立牌樓，然而如果你變成了無賴、騙子或竊賊，我們就送你進監獄。”這倒是結束我們政治腐敗的更理智更迅速的辦法。

這裡，我想引用韓非子的一段話。他說：“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這已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著者注），而境年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韓非子否認“父母政府”有任何好處，因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夠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子女。期望統治者熱愛人民像熱愛自己的子女一樣，是不理智的。他冷靜幽默地問道：孔子以自己碩大的仁義聚攏來多少弟子呢？他在千千萬萬的人民中只聚集了70個弟子，這不是清楚地證明道德的無用嗎？期望所有的統治者都像孔子那樣以道德行事，期望所有的子民都像70個門徒那樣喜歡道德，這難道不是很不理智的嗎？他的這些話流露出一種令人愉悅的挖苦，淡淡的幽默，健全的理智。

韓非子對他的國家那些弊端的描述與當今中國的現狀何其相似乃爾。那些地方官員及老百姓的性格特點與現代人如此相仿，我們在談他的著作時，很容易就忘記他並不是在描述現代的中國。他把當時官府的腐敗和人民的漠然歸咎於法律保護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完善。他沒有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直截了當地認為政治體制有問題，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說所有麻煩的產生都是由於缺乏“公開的和公平的法律”。他痛恨那些儒生們，把他們稱作一群喋喋不休的傻瓜。這個稱呼也適合於今天我們那麼多“穿長袍的愛國者們”。他說那時官吏的腐敗是受到鼓勵的，因為沒有刑罰。他說，“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垂，事敗則以富退處。”這些話完全可以用來形容大部分在大連或上海租界里居住的那些有閒階級的成員們。他說，正因為缺乏制度，人們的升遷要靠他與某黨派的關係，於是，他們的精力要放在社會應酬之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之上。這些話放在今天是否也是真理，只有當官的以及當官的候選人，才最明白。

韓非子的著作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其中有一個很有意義的名詞“公民”。這個章節試日解釋中國老百姓對國事普遍的淡漠。他說：“民之政計，皆就安利而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而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我們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這與道德無關，罪惡在制度。如果一個人有公共精神，他就會有危險。那麼很自然，他就會對國家大事採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