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他們譴責莊子這位對孔學最偉大的誹謗者，然而他們都讀莊子的著作。他們中有人甚至敢玩玩佛教經典，不過他們對佛學的崇拜是淺嘗輒止，他們對素食主義也是半信半疑。他們害怕被視為異端邪說，就像達摩克里茲害怕頭頂上隨時可能墜落下來的利劍①。這就是對獨創性的恐懼。那些自發的文學，總是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心靈的自由馳騁”被限制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孔門裡的筋斗”翻得無論多麼嫻熟，也只是孔門裡的筋斗而已。

『①達摩克里茲之劍，比喻迫在眉睫的危險事物。』

不過，在一個學者如雲的國家，仁義道德反覆討論了2500年，觀點畢竟不可能沒有重複。事實上，科舉考試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譯成簡單的英語，其單純幼稚程度準會讓英國的讀者瞠目結舌。出自一個偉大頭腦的文學鉅製給人們的印象卻如跳蚤遊戲一般滑稽。於是，作家只能在小說和戲劇的天地裡發揮他的創造力，舒坦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事實上，一切有價值的、反映人類心靈的文學，都發源於抒情。觀念的文學也是如此：只有發自人們內心的觀點才會留存於世。早在1795年，愛德華·楊就在他的《論獨創之文》一書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17世紀一位傑出的批評家金聖嘆曾在其著作中反覆指出“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學的起源就是這麼簡單，儘管有文學教授用修辭和作文的技巧來加以拖累。金聖嘆還說過：“文人非勉強說話，非被迫而說話，但意會所到，出白天機，有不期說而說者。有時敘事，有時舒其胸中積慷，所言者既已盡所言，即擱筆不得贅一字。”文學作品之所以有別於一般作品，就在於它寫得美，一般作品則不然，而美的作品則能夠流傳下來。

文學起源於抒情，這使我們得以把文學看作人們心靈的反照，並把一個民族的文學看作這個民族精神的反照。如果把生活喻為一個大城市，那麼寫作就是屋頂上的天窗，人們透過這個視窗觀察生活。閱讀某人的作品，也就是從這個人開啟的天窗來看生活，因而也獲得他對生活的觀點。星辰、雲朵、地平線上的層巒疊蟑以及城市裡的大街小巷和各家屋頂等等，都還是原來的樣子，然而透過不同天窗看到的城市卻各有其獨到之處。我們考察一個國家的文學，無疑是想見識一下這個國家最偉大的心靈是怎樣看待生活的，而他們的表達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語言與思維

中國文學的媒介（亦即漢語）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文學發展的特殊性。把漢語與歐洲語言作一比較，人們就會發現中國人的思維與文學的特性，在多麼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漢語的單音節性。漢語中像“jing”、“chong”、“zhang”①這樣的音節，語音效果驚人地相似。單音節性決定了漢語寫作的特性，漢語寫作的特性又導致了文學遺產繼承的連續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國人思維的保守性。進而言之，它甚至有助於書面語與口語的進一步分化。這又反過來使書面語變得難以學習，使之成為上層階級的特權。最後，單音節性也直接影響了某些中國文學作品的風格特性。

『①這裡用的是威妥瑪式拼音。下同。』

每一個民族都發展了一種最適合於本民族語言特性的寫作系統。歐洲不會在象形原則上發展其寫作系統，因為印歐語系語音結構具有大量的子音和無限的不定組合關係，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圖畫文字則遠遠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單詞。由於沒有一個表意系統可以單獨使用，漢語就用象形原則並透過語言規則來加以補充，然後才有較大的發展。這些基本的形符於是就只因其語音上的價值而存在。事實上，漢語辭典裡四萬餘字，有十分之九是透過語音組合的原則構造起來的，有大約1300個作為語音符號的表意文字。像漢語這樣的單音節語，只要有大約400個音節組臺也就足夠了（聲調不計在內），比如：“jing”、“chong”、“zhang”。然而在日耳曼語言，要為每一個新的語音組合發明一個新的象形符號顯然不可能，比如德語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語的“scratched”、“scraped”、“splash”、“scalpel”。漢語沒有發展一種西方意義上的語音文字，因為意符作為音節使用已經足夠。如果中國人是用如同德語的“schlacht”和“kraft”或者英語的“scratched”和“scapel”這樣的詞語來說話，那麼這種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們發明了一種表音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