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的羅馬。19世紀西方對中國入侵之時，中國自身正值腐朽的週期。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18世紀乾隆皇帝統治下的昌盛之景已為昨日黃花。人口過剩和貧窮導致了此起彼伏的騷亂，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席捲了半個中國，官場業已病人膏盲。一個世紀前乾隆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無論是在交通，在公眾事業還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準方面，都要比當時的英國強得多。然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相比，中國已經是一派可憐景象了。她完完全全處於道德淪喪、經濟衰微的狀態。成立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繼承了這個遺產，舊的價值觀念剛剛消失，新的價值觀念還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統治崩潰之時，龐大的民國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倒，被軍閥割據和統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西方的民主統治者懼怕人民，中國君主制度下的軍閥統治者還敬畏皇帝，但是現在這些軍閥統治者既不必敬畏皇帝，也不必懼怕公眾輿論。如果日本像1915年提出“二十一條”時那樣置西方勢力於不顧，早在民國初期的10年內就對中國發起進攻，那末中國早就被征服了。

回顧四十年來現代中國在精神上的變遷，你就不能對大眾覺悟所帶來的好處視而不見。用西方進步的尺度來衡量，下列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學校和學院的紛紛設立，書報發行量的穩步增長，公路和鐵路的飛速發展，婦女解放和婦女參與政治，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遍流行，“厘金”稅的裁撤，財政金融的鞏固和加強，腐化墮落逐步得到剷除。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滿希望，不遺餘力，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園的願望。北京政權與南京政府相比，在國家財政管理上的差別是再大不過的了。北京政權經常拖欠其官員、教師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眾建築、廣播電臺、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公路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10萬美元。這種進步無疑要歸功於存在了10年之久的穩定政府，但是歸根結蒂是得之於西方影響的滲入所給人的啟發。新一代受過西洋教育的金融家和大學教授取代了北京政權裡的舊式官吏。有一段時間，我能夠在南京內閣成員裡數出3位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一個地理學教授，一個經濟學教授，兩人都曾留學德國；另一位專攻教育學的校長和教授，早年留學美國。嶄新的一代意味著嶄新的觀點，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要歸功於人的現代化，最終歸因於民國建立27年以來時間的流逝。

人們完全意識到所謂進步或許不過是幻想而已。學院和學校的紛紛設立，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有了比過去受過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婦女的解放，並不意味著現在的姑娘們比古代幽居深閨的小姐要有出息；現代豪華的享受和娛樂，並不意味著現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過去的人玩得更盡興；一個個豪富之家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它有權利瞧不起那些舊時期的達官貴人；新憲法禁止重婚，並不意味著那些驕奢的中國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樣擁有情婦；工廠的建立，並不意味著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過得富裕一點。看來現代的工業主義會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總的來說，中國正經歷著一場社會變革，幾乎是剛剛開始邁開順應新潮流的步伐，貧窮隨處可見，農村一片混亂，廣大內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不斷出現。這些都提醒我們，我們還遠未走出莽莽叢林。然而，如果中國想要變得現代化，她必須調整自己去適應現代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切內涵。我已經指出，中國的現代化絕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我太自信於中國的種族性格和民族遺產，所以並不擔心它們將來會失去。民族的遺產，不過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質的體系，是活著的、能動的東西，表現為在一個新環境下對生活的某種哲學態度和對生活的反應與貢獻，應該勇敢地站在這樣一個立場上：現代世界有一個精神體系，現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遺產。無論是科技、醫藥、哲學、藝術還是音樂等各方面，中國都不可能遊離於全世界的共同遺產之外。她正是堅定不移地用現代文明來不斷地充實自己。不少人認為中國將由此而犧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遺產，這實在是個錯誤的觀念。相反，我認為現代化會把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驅向於更加新鮮和偉大的發明創造活動。坦率他說，在民族性格問題上，我並不焦慮。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都參加了現代科學文化的建設，卻並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見得中國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為全世界共同遺產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比如德國在音樂和科學方面很有成就，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