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他幻想一個強大、統一和獨立的中國，幻想自己成為它的領袖，這兩個幻想同時出現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就個人而言，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抽菸，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幹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講演幾個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

至於他的民族領導的地位，不管戰前戰後，我以為他都在十分危險的時期熟練地掌握著國家的航向，他也犯過致命的錯誤，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出了他在放棄滿洲和1932年上海抗戰這兩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不近人情的內心冷漠，他是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反對聲中這樣做的。他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在1932年至1935年期間，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交部中的親日集團，向日本磕頭，他經常離開南京，儘量避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