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載《外交事務》1937年4月，紐約）末尾警告說會有一個最後的爆發，人們會訴諸理智：“……最後，這就是中國，被一個她內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負了許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對國際外交的幻想破滅之後變得冷酷起來，最後，終於獲得歸根結蒂要靠自己的教訓。站在民族的前列，終於調節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調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糾纏不休，然而最終被一種強烈的感情統一起來的，是一位意志堅走、詭計多端的現代政治家兼軍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以往長期受中國政府的壓制，當它最終爆發時——如果日本人繼續施加壓力，它是會爆發的——那時全世界都將為之一震。這種爆發會產生比上海戰爭更為壯觀的結果。唯一的選擇是立即實行一條古老的哲學原理：‘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筆者以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國抗戰的基礎，以及戰前那些年代各種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圖畫，目的是要表明，並使西方讀者能夠懂得震驚世界的中國抗戰之堅實的結構與內部的組織。我想要說明的是：首先，中國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間而不是之後，中國在這麼多年期間，從日本人對我們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動員”中獲益非淺。如果日本沒有利用偽滿洲國表演了它的一貫伎倆，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圖，如果中國決定在1931年就與日交戰，中國抗臼的基礎就不會那麼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說明，戰爭是由於各種巨大歷史力量發生了衝突而引起的，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這種建設成了與日本向這個剛剛開始發育成長的現代統一國家發起進攻的計劃爭時間搶速度的競賽。第三，我希望說明抵抗的願望來自人民，這種志願迫使政府提前表態，提前行動，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敗；第四，我想說明現代中國沒有民族敗落的必要條件，與宋明兩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國領導人之間微妙的傾軋與私下爭吵的情緒。這首先得歸諸蔣介石的領導，以及他那使其他黨派能夠對他誠實的、儘管是現實的、冷酷的愛國主義確信無疑的能力；其次，這一切還必須歸功於具有真誠的愛國主義和寬宏大量態度的廣西將軍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產黨的領袖朱德、毛澤東等人。難道我還需要強調以下這個事實嗎：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個與之打了8年仗並懸巨賞捉拿他們的人的性命，而他們還是寬宏大量，不記前嫌地將他釋放，因為他們相信，中國需要這個人來參加全民抗戰。領導人之間為了一個共同的民族解放戰爭而攜手合作這一點，我認為是中國人精神復興的一個最好的標誌。相比於歷史上宋明兩朝未年中國君臣之間的微妙敵對而言，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當我看到中國因此團結起來的時候，我認為我的祖國已經度過了她在現代歷史上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

蔣介石其人其謀

研究一下蔣介石的心理當是十分有趣，然而這裡討論的只限於他在現今這場戰爭中的領導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戰勝了他的老對手，統一了中國，這並非易事。他比吳佩孚和袁世凱要摩登得多，這兩人沒有能夠在共和的旗幟下完成軍事統一中國的大業，但他卻做到了。他在1927年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向武漢政府挑戰，並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從而改變了國民黨歷史的整個程序。戰爭爆發前的11年間，他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約12次內戰，有時甚至是和強大的聯軍作戰，但他最後總是靠槍桿取得了勝利。他用智謀戰勝了他的政治對手和軍事敵手，使他們總是感到自己一錯再錯。他曾經收買或者出賣過不少將軍，並且善於臨時利用某些政治集團以達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與這樣一群魚龍混雜的政治家們打交道，進行最激烈的內部的明爭暗鬥，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惡勢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們剷除乾淨。他必須建設一個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權，儘管這個過渡時代所提供給他的僅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員。他與每一個朋友交戰，又與每個敵人重修舊好。他讓軍事上的敵手，被自己打敗的唐生智將軍，在自己的秘書處裡任職。唐生智後來雖曾反叛，最終卻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戰之後的一年半里，使中國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軍英雄們名譽掃地，他收買了與他交戰的軍閥手下的將軍們（無法收買的共產黨軍官們除外），他切斷真正強大的對手們在各地的聯絡，從而瓦解了他們的軍隊。他任性、老練、精明、富有遠見、執著、頑固、冷漠、殘酷、工於心計、狡詐、野心勃勃，並且愛國。他成熟、視野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