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使得中國人起而譴責納粹德國政權迫害那些沒有保護的婦女和兒童，並且強迫他們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亂負責，賠償損失。這種精神也使得中國人懷疑歐洲文明是否還存在。

『①原文如此。此處林以“滿洲”代指“日本佔領區”。』

人文主義和理性精神與幽默感和平衡感有關，並會排除各種各樣的狂熱。中國的文明、個人和公眾生活過去都以這種理性為基礎。我們可以肯定，中國必將消除一切狂熱，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東西。

1935年版《收場語》

中華民國的真相

（下列文字不能誤解作誹謗國民政府，不過欲表明政府當前的艱鉅工作在前進過程中所不可不注意者。）

但是讓我們正直他講。漢學者倘欲把理想中的中國描繪出一幅畫圖是容易的，那是一個青花瓷器的中國，那瓷器碗上繪畫著工緻的人物，又可以是一幅綾軸的中國，軸上畫著一個逸樂的文士閒坐松蔭之下。一個漢學者很容易說：“假今日本徵服中國至數世紀之久便將怎樣？”一箇中國人便不能說：“便將怎樣？”因為我們生活在真實的中國，不是青花瓷器或精緻畫軸上的中國，卻是逼處於痛楚苦惱的中國，是一個面對著崩潰的帝國與文化的中國，是一個數萬萬人口的勤勞社會的中國，充滿著工作與求生的慾望，反抗大水饑荒土匪綁票的奮鬥，生活在雜亂的現狀而毫無辦法，騷擾而沒有一定的方向，戰禍頻仍而不能改造環境，多行而寡信，行動而無目的，慘愁而無希望。一個人既生而為中國人，感覺到像亨姆萊脫（Hamlet）那樣喟嘆；時代是那樣紛亂，我們不幸生而負有撥亂誅暴之責。或如希伯來人的慘呼：“啊，上帝！要多長久啊？”這是一種失望的慘呼，不僅僅是性急，而是一種失望基於熟悉當代中國之內情者，固非外人所知也。

又如想象一幅全盛的“夢中的中國”，她的文學、哲學、藝術的中國，早晚他將臨到對於現實中國的迷惑，或許經過長久而痛苦的思索，從過去要求現在的解答，從現在要求未來解答。發揚過去而繪畫未來是容易的，檢閱現在而冀獲未來之光明與瞭解是困難的。因為在光榮的過去與可能的光榮的未來，二者之間，橫亙著一個山谷，你要跨過它，必先下降然後上升。他需要堅強的現實主義而非稚態的信仰，較需要明眼的智慧，強如愛國的熱情；因為愛國熱情是廉價物品，它可以花幾分錢一斤價購得之，蓋即為新聞紙上的記載與衙門牆上的佈告——無非是紙上空談而已。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寧為太平狗，莫作亂世人。中國人人都願意太平盛世做一條狗，可竟沒有這般運氣。因為我們生存於不安定的清醒的時代，缺乏對革命的信任心。盂子說過哀莫大於心死，而現在人們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時代樂觀的理想主義至1934年已讓其地位於冷觀主義與迷醒者，輕世肆志的冷嘲主義在一切報紙文字和私人談話中都可見之。

慢慢地艱辛地體認出來，我們的變革愈多，而愈留滯原來的地位。政府制度雖變革，它的骨子仍不變革，那本質上的腐敗、懦弱、無能，永久存留著，根本上是絕望了的。對於一般羨慕馬哥孛羅（Marco　Polo）所稱道的中國之歐美人士——馬哥孛羅稱道的中國是那樣莊嚴宏偉——那現實的中國將令之大吃一驚，而對於中國是失敗的承認。慢慢地艱苦地人們將體認我們至今仍被統治於封建酋長的下面，那個得見韓復榘的開明專制政治的省份該是大大運氣。他同時行使省長縣長推事，陪審官和律師的職權，他隨意鞭撻一個人而餽贈另一人以數百元大洋鈿，根據他的直觀的觀相術，給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道與保護。於是突然覺察現在統治我們的是十幾個偽裝的專制君皇代替了一個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過在種族革命上獲得了勝利，它不過粉碎了一個皇統，而剩留下一堆毀垣碎瓦和嗆人的塵灰。有時人反願意仍受專制帝皇的統治，而疑怪曾國藩當時平定太平軍之後為什麼不進軍北京，恢復漢家天下，而且他當時欲圖大計，易如反掌，也有人這樣勸過他。但是曾國藩是道地的孔教徒，道德上取審慎態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謂篡逆之嫌。總是中國人民倒了黴！

徒然的懊喪。但是一個人生長在中國，臨乎崩潰的前夕，怎還能因此徒然的懊喪而被非難呢？作者仍能回憶童年時代的中國，那時不見得是受著很好的統治，那是確實的，但它不失為一個太平的中國。滿清政府的貪婪、腐敗和無能，是與現在無異，而有些官吏貪心尤為厲害，但最壞的官吏還受彈劾，受監禁的處分，因為那時還有一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