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臺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臺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局，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裡，有來自山東的五千箇中學生，流亡了幾千裡，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臺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視窗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上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裡，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8，追火車的小孩

在夜車裡，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鐘可到。

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這個里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制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裡，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裡，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