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類的戰爭行為理解為一種獸性的行為，並表示深深的憤慨，他想借助善良的呼籲來泯滅人類的戰爭衝動，確實是過於“天真”了。他以一個偉大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試圖去建立一個明晰、和諧的世界秩序，更是一種“天真”的思維。但就靠這份天真的良知，愛因斯坦反戰的呼籲畢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

愛因斯坦與法國大作家、反戰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早就有書信往來。1915年3月22日，愛因斯坦從柏林寫信給當時住在瑞士的羅曼·羅蘭：“透過報紙，並且透過我同那堅貞不渝的‘新祖國同盟’的聯絡，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為消除法德兩國人民之間可悲的隔閡而獻身。我熱誠地向您表達我的深切的欽佩和敬意。但願您的光輝範例會激勵別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們放棄那些難以理解的妄想，這種妄想像惡性瘟疫一樣，使那些在別的方面是聰明、能幹而敏感的人也受到傳染。

“當我們後代子孫講到歐洲的成就時，難道我們能讓他們說，三個世紀文化上的艱辛努力，只不過是使我們從宗教走向民族主義的瘋狂，而沒有再前進一步嗎？在雙方的交戰集團裡，今天甚至連學者們的所作所為也都好像是在八個月前突然失去了頭腦一樣。

“如果由於我現在的住所，或者由於我同德國國內外科學家的聯絡，你認為我能為你效勞，那麼我將盡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戰雙方的國度裡，各自站出一個懷著人類良知的偉大的反戰勇士，這大概就是人類的希望。

1915年秋，愛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們，便從柏林來到瑞士。他在蘇黎世的朋友贊格爾陪同下拜訪了那時住在瑞士斐維的羅曼·羅蘭。這次會晤使愛因斯坦瞭解到，在所有的交戰國中都有反戰團體。同羅蘭的談話不僅使愛因斯坦受到極大鼓舞，他覺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義暴行的國際友好團體的一名戰士了，而不再是一個孤獨無援的吶喊者。

同樣，愛因斯坦也給羅曼·羅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午飯後我們總是坐在旅館的涼臺上。前面是花園，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鮮花盛開的常青藤上來回飛舞。愛因斯坦還年輕，身材不高，臉盤大而長。頭髮濃密，略微有點捲曲，乾燥，黝黑，夾雜著少許銀絲。高高的前額，嘴很小，鼻子略肥大，雙唇豐滿。小鬍子剪得短短的，雙頰圓潤。他說法語，有困難時，常常夾著一些德國話。愛因斯坦活潑，愛笑。他偶爾用幽默的方式來講述最深刻的思想。愛因斯坦自由地發表對德國——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國——的看法。任何別的德國人決不會這樣自由地講話。在這可怕的一年裡，每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都會由於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愛因斯坦卻不，他經常笑。他找到了繼續進行科學活動的辦法。這裡說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對論；我對這個理論沒有什麼概念，而愛因斯坦卻提都沒有提到它。不過，贊格爾湊到我的耳邊說：”這是牛頓時代以來科學中最偉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見解告訴德國朋友們。他回答說，他避免此事；他願意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連串有邏輯聯絡的問題使交談者思想上震動。’不過人們並不怎麼喜歡這個‘。——愛因斯坦補充說。“

兩位思想家的思想交匯了，融合了。他們談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國人民攜起手來，建設新的生活。但他們的聲音太微弱了，淹沒在萊茵河兩岸民族瘋狂的叫罵聲中，淹沒在戰線兩側的隆隆炮火聲中。

可理性的聲音，總會在歷史夜空中永恆地穿行下去。總有一天，歐洲和全世界都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這次會晤同樣給愛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1926年，為慶祝羅曼·羅蘭的60歲生日，蘇聯文學家高爾基、奧地利文學家茲伐格和法國文學家杜阿梅耳發起編集一個祝賀文集《友誼之書》，愛因斯坦應邀寫了一封賀信。信中內容就是對1915年會晤的回憶：“我只親眼見過您一面：那時歐洲危機的最初衝擊還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備受折磨的群眾中間，您像一個孤獨的幻想家，他們由於您不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從來不滿於把您那罕見的創造才能只用於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熱望幫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難的人。

“粗魯的群眾被邪惡的激情驅使著，這種激情支配了他們，也支配了代表他們的政府。他們狂言譫語，但結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慘。總而言之，他們似乎沒有經歷過內心的衝突就造成了全部的這種苦難。至於那些不帶群眾淺薄粗魯情緒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