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以為最神聖的感情勸說著愛因斯坦。

“可是，我是個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說，“德國真的會歡迎我嗎？”

“德國歡迎的是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風度與外交辭令恰到好處。

“但是”，愛因斯坦打斷他們的話，笑著說，“這算得了什麼呢？相對論是算不了什麼的。朗之萬說過，全世界只有12個人懂相對論。”

“這一點我們同意。可是，在這12個人裡，倒有8個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負地大笑起來。

愛因斯坦也笑了。確實，柏林是當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設施，一流的人才，確實是研究與推廣相對論的最佳地點。

“這樣吧”，愛因斯坦面對難題時的幽默又表現出來了，“你們二位先生先去玩幾天，等你們再回蘇黎世，我到車站來接你們。”

普朗克與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裡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紅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愛因斯坦作出了一個浪漫的決定。

當普朗克、能斯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郊外返回蘇黎世火車站時，一束紅玫瑰花在愛因斯坦手裡盛開著，他們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學院早已盼望愛因斯坦了。1911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物理化學創始人範特霍夫逝世後，柏林科學院就想物色一位繼承人擔任常務院士。當年老力衰的倫琴謝絕接受這個職務後，柏林科學院想到的人選就是愛因斯坦。1913年7月10日，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學部全會上，愛因斯坦以44票對2票，榮膺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盧本斯和瓦爾堡簽署的推薦書上寫道：“簽名人十分明白，他們為這麼年輕的學者呈請科學院正式院士的任職，是異乎尋常的。然而他們認為，由於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證明他符合院士條件，從科學院本身的利益出發，也要求儘可能為這樣的特殊人物提供應選機會，儘管推薦人對被推薦人的未來無法作出擔保，但他們根據被薦人現在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都能滿懷信心地認為，他完全符合國家最有聲望的科學機構院士的條件。推薦人進而堅信，對於愛因斯坦進入柏林科學院，整個物理學界將會認為，這是科學院的一項特別重大的收益。”

1913年11月12日，選舉得以確認。

1913年12月7日，愛因斯坦在從蘇黎世給柏林科學院的信中寫道：“對於您們選舉我擔任貴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謝。我謹此宣告，接受這一選舉。並深深感謝您們，使我在你們中間獲得一個職位，從而使我擺脫職業的負擔，能夠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工作。當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來的弱點，就會對這一崇高褒獎顯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種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這次選舉的勇氣，那就是對一個人來說，所期望的不是別的，而僅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獻身於一種美好事業。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還是能勝任的。”愛因斯坦在1914年4月去了柏林，並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1932年12月。遺憾的是，米列娃沒有，她從此沒有再跟隨愛因斯坦了，他們分居了，一個家庭終於破裂了。

在柏林，愛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國時報《沃西奇日報》的編輯們包圍了，編輯們要愛因斯坦向讀者解釋相對論。1914年4月26日，愛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題名《關於相對論原理》。這篇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狹義相對論。最後一段用疑問句開頭：“上面所概述的狹義相對論是本質上完整的理論呢？還是僅僅代表了深遠發展的第一步呢？”愛因斯坦告訴讀者，他認為第二句是對的，但他同時坦率地告訴大家：“關於這一點，即使是懂得相對論的物理學家，他們的觀點，依然是有分歧的。”

對於相對論的前景的歧議，是1913—1915年這個時期的特點。這一特點在愛因斯坦1914年7月2日的普魯士科學院就職講話中更能體現出來。愛因斯坦說：“從理論觀點來看，這理論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因為剛才所講的相對性原理偏愛於勻速運動。從物理學觀點來看，不可給勻速運動以絕對的意義。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種講法是不是也應當擴充到非勻速運動上去呢？已經弄明白，如果人們以這種擴充了的意義來提出相對性原理，那麼就得到相對論的一種無歧義的推廣。人們由此得到了包括動力學的廣義引力論。可是在目前，我們還沒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實，可用來檢驗我們提出這樣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