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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斯特更是一個政治型的大學者。一方面，他是20世紀最大的化學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別感興趣於德意志民族的對外擴張。有人說能斯特是一個具有驚人的積極性和能量的人，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家，一位深邃的和獨創的思想家。

這兩個大學者，來蘇黎世幹什麼？

觀光？旅遊？都不是，他們是帶著德意志的使命來拜訪愛因斯坦的。

當時的德國，專門的國家的科學機構或由政府倡議私人投資建立的科學機構不斷湧現。在這些機構中，理論研究應當帶來毫無疑問的但預先不可能確定的實際效果。為了從英國那裡奪取科技和工業發展的優勢，以“鐵血政策”重新劃分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日耳曼帝國特別強烈地希望使理論思維的實力集中於增強工業和軍事競爭的勢力。

金融寡頭衷心地支援日耳曼皇帝的計劃，宣佈建立以受過加冕禮的倡議者的名字命名的協會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協會”應該是由銀行家和工業家們組成的，他們對研究所提供資助。給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授予元老稱號、特製的長袍和參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權利。在德意志為上的德國人心目中，有誰會反對這種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準備吸收最優秀的科學家們參加，他們可以獲得比較優厚的酬勞，沒有教學任務，有權進行任何個人感興趣的研究。設想這些研究將會帶來累累碩果不是沒有根據的。

挑選學者的具體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負責。普朗克和能斯特聯名向上司報告：只有把愛因斯坦請來，柏林才能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物理學研究中心。

這是一種需要勇氣的非凡眼力。

在德國人眼裡，愛因斯坦無疑是個“怪人”。年紀小小時就毅然放棄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國人。忠君、愛國、英勇、服從，這些德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這些東西叫做愚蠢和盲目。顯然，要把這樣一個“怪人”拉回到德國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該要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釣鉺”是誘人的：第一，請愛因斯坦擔任正在籌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長。這個建議似乎很奇怪。隨便誰來領導一個研究機構，恐怕都比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雲端翱翔的愛因斯坦教授強。可是不要緊，所長是代表地位和榮譽。他如果高興，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興，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務自有常務秘書辦得妥妥帖帖。

第二，選愛因斯坦當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沒有薪水的榮譽頭銜，但愛因斯坦就任的是實任院士，年薪1200馬克。

第三，聘愛因斯坦為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教授有授課的權利，只要他有興趣，但卻沒有講課的義務。講多講少，講課的內容和時間，均由他自便。大學裡的一切事務，他可一概不必過問。

這個一攬子方案，真不愧是網羅愛因斯坦的妙計。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義和能斯特的實幹精神合作的產物。

他們算是摸透了愛因斯坦的心思，愛因斯坦不能不動心了。

在這個世界上，還企求什麼呢？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裕的研究時間，不受任何束縛和干擾，全心全意進行相對論研究，實在是巨大的誘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愛因斯坦的內心並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來，移居普魯士首府，這個德意志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窩，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學時代，他離開出生地，就是企圖從那時起能放棄德國國籍，以便與軍事操練和“黷武氣息”一刀兩斷。可現在難道還要返回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大本營去安家定居？甚至還要去當普魯士皇家機構的官員？

再說米列娃怎麼辦呢？雖說此時兩人關係緊張，但米列娃畢竟還是自己的妻子。德國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歡德國人。柏林那種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遠不會喜歡的。

還有一點，愛因斯坦此時對自己的創造性有了一種隱隱的憂慮。他曾對蘇黎世的摯友說過：“柏林的先生們把我當成豢養的產卵雞，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下蛋！”

愛因斯坦陷入了猶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國在等待著你！”普朗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