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峰，靠的是什麼？就是那團永不熄滅的聖火，那股殉道的激情。遠古時代人們在愚昧中塑造出的上帝在理智躍進的光輝中註定要消隱了，但人們渴望和諧的理想和激情卻是永恆的。在寫於1930年的《宗教與科學》中，愛因斯坦仍在如此說：“人類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關係到要滿足迫切的需要和減輕苦痛。如果人們想要了解精神活動和它的發展，就要經常記住這一點。感情和願望是人類一切努力和創造背後的動力，不管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努力和創造外表上多麼高超。”“我認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現出熱忱獻身——要是沒有這種熱忱，就不能在理論科學的開闢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會理解這樣一種感情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才能作出那種確實是遠離直接現實生活的工作。”

科學是獻身者的事業，科學的理性需要堅韌的情感去支撐。愛因斯坦對宗教的解說，與他那超凡脫俗的人格一樣，充滿智慧，其關注的物件沒有絲毫荒唐無聊的瑣碎慾望，所以他才說“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但是這種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樣”。科學家的“宗教感情所採取的形式是對自然規律的和諧所感到的狂喜的驚奇，因為這種和諧顯示出這樣一種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類一切有系統的思想和行動都只是它的一種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夠從自私慾望的束縛中擺脫出來，這種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原則。這樣的感情同那種使自古以來一切宗教天才著迷的感情無疑非常相像的。”

《聖經》中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亞伯蘭照看著羊群，夜晚常同牧人一起圍坐在篝火旁。夜很涼；寧靜的夜，發人幽思，導人遐想。亞伯蘭幾小時幾小時地觀察星辰，研究星星執行的路線，更加深刻地領悟到了世界的廣袤無垠和它的宏偉、美麗與和諧。他心中感到惶悚不安：因為他對月亮神的信念愈來愈動搖了。於是，有一天，他突然有了個想法，認為只有全宇宙——太陽、月亮和星星的創造者，才是唯一的神。這神威力無窮，無所不在，但又無形無影。亞伯蘭並不隱瞞他的新信仰，他公開宣講教義了。

愛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不正來於此嗎？亞伯蘭凝神仰望的星空宇宙，在慕尼黑的郊外，同樣激起愛因斯坦類似亞伯蘭的感受。不同的是：亞伯蘭發現了一個統治整個宇宙的“神”，愛因斯坦發現的則是宏偉、美麗與和諧的自然規律。他們也有相同之處，即對宇宙宏偉、美麗與和諧的驚愕、敬畏。

新弗洛伊德主義代表人物弗洛姆在《精神分析與宗教》一書的第三章《宗教經驗若干型別的分析》中，把人類的宗教感看成是對一種強有力的權威的皈依，人透過這種皈依和依附，才能免遭孤獨感的折磨，從有涯到無涯，從有限到無限。在弗洛姆看來，上帝是人的較高自身的表象，“上帝不是統治人的力量的象徵，而是人自身力量的象徵。”真正宗教的神秘基礎不是恐懼和頂禮膜拜的迷信，而是愛，是人自身力量的表述。

正因為如此，西方許多著名自然科學家對宇宙結構的對稱性、美和秩序，才覺得那麼親切，又令人仰視。像愛因斯坦一樣，這種科學家們共有的宇宙宗教感，就是人對絕對的追求和心嚮往之；就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同宇宙永恆的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企圖；同時也是人對宇宙秩序井然表示一種無限的敬畏和讚歎，以及人對其自身理性力量的表述和信賴。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可以開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開普勒、牛頓、萊布尼茨、康托爾、法拉第、薩巴第、盧瑟福、康普頓、玻恩、泡利、海森伯等等。這些泛神論者在科學的立場上，在各自的科學研究中，都像愛因斯坦一樣，把上帝、自然已融合為一個統一的偉大觀念，即上帝——自然（Gott－Natur）。科學家們並沒有向遠古神秘的宗教繳械投降，相反，他們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誠與獻身精神，用理性的語言揭開了人類萬世景仰的自然奧秘。當人依靠理性發現並欣賞到宇宙的完美，宗教千百年來的內在企盼就與近代以來的科學睿智並肩而立。

我們曾幼稚地誤解過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包括誤解愛因斯坦。

今天，我們還會誤解嗎？

讓我們再次聽聽兩位理論物理學大師的發自內心的自白：普朗克說：“在追問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攝世界的偉力的存在和本質的時候，宗教同自然科學便相會在一起了。它們各自給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較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不僅不矛盾，而且還是協調一致的；首先，雙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