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愛因斯坦提出兩條制止戰爭的“行動方針”：“第一條是已經付諸實踐了的：不妥協地反對戰爭，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服兵役。在徵兵制的國家裡，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必須拒絕承擔軍事義務。在很多國家裡，已經有很大數目的和平主義者，他們不惜個人重大的犧牲，從過去到現在都拒絕在和平時期服兵役。這樣做，表明即使戰爭爆發了他們也不會去打仗。

“在未實行義務兵役制的那些國家裡，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必須在和平時期公開宣告，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參加軍隊。這也是反對戰爭的有效辦法。我熱切地勸告你們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確信這種立場的正義性。膽小的人也許會說：”那有什麼用？我們會坐牢。‘我可以這樣回答他們：在規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張不用戰爭來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那麼政府就會毫無辦法，他們不敢把那麼多的人送進監獄。

“我為反戰者建議的第二條行動方針，是一種不會在法律上連累到個人的辦法。那就是試圖透過國際立法來確立在和平時期拒絕服兵役的權利。那些不願贊同這種立場的人，也許寧願贊成確立這樣一種法規，這種法規允許他們去做某種有益於他們自己國家或全人類的艱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險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這兩條建議當然毫無現實性，你可以指摘愛因斯坦的書生之見，但你不得不景仰他為人類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數學家的方法計算著和平的可能性：“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如果有50000人同時行動起來，那就會是不可抵擋的了。”1931年，“反戰國際”甚至設立了一個名叫“愛因斯坦反戰者國際基金”，“來援助那些想拒絕服兵役，但因為經濟上沒有辦法以致實際上不能那樣做”的人。可以預想得到，響應者寥寥無幾。

希望在哪裡？愛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時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閱兵場面。不能再向孩子們灌輸戰爭意識了。1931年1月在訪問美國期間，愛因斯坦對美國作家喬治·西爾威斯特·菲雷克說：“人民群眾從來都不是軍國主義者，除非他們的思想受到了宣傳的毒害。我贊成你的意見，我們必須教導群眾來抵制這種宣傳。我們必須開始用和平主義精神來教育我們的孩子，使他們能夠預防軍國主義。歐洲的不幸，就在於它的人民已經被灌輸了一種錯誤的心理。我們的教科書頌揚戰爭，而又掩飾戰爭的恐怖。它們把仇恨灌輸給孩子們。我卻要教他們和平而不教他們戰爭，向他們灌輸愛而不灌輸恨。

“教科書應當重寫。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應當灌入一種新的精神，而不該讓古代人那種怨恨和成見永存下去。教育應當從搖籃裡開始。全世界的母親都有責任在他的孩子的心靈裡播下和平的種子。”

愛因斯坦總想以理想來教育現實，可現實卻偏要教育他。愛因斯坦呼籲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卻拿著武器對準了世界。

★　“我不回德國”

1933年1月30日，就在愛因斯坦離開柏林1個多月後，魏瑪共和國壽終正寢了。86歲的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元帥把共和國出賣給了希特勒。這當然是蓄謀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開始了，他把德國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別徹底：燒書、抄家、集中營、拷打、虐殺、暗殺、明殺……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衝鋒隊員列隊而過，長統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節奏。數不盡的群眾大會和火炬遊行。數不盡的擴音器，將謊言重複一千遍，製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對老百姓利誘威脅，雙管齊下，一會兒以德意志天堂來引誘，一會兒又以街頭褐色恐怖來威脅。柏林街頭冬日的寧靜被打破了，歐洲的冬天颳起了顫慄的北風……

希特勒的納粹運動除了戰爭的叫囂外，還有非理性惡魔對理性的殘酷報復。作為猶太大和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首要攻擊目標。希特勒一上臺，柏林針對愛因斯坦的“缺席審判”就拉開了序幕。

消滅科學中客觀的和邏輯的標準是希特勒綱領的一個部分。科學不應當依據實驗，也不應當依據符合實驗的推理的邏輯聯絡；它只應當依據獨裁者的意志和他訓誡的標準。這種標準首先是每種科學觀念的種族屬性。人類理性思維於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敵人。納粹教育部長魯斯特公開宣稱：“納粹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敵人，它只是理論的敵人。”

勒納德站出來了，他向愛因斯坦報仇雪恨的時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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