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依賴中。對愛因斯坦來說，科學是為某種超個人的和理性的東西服務的自由思想的同義語。科學為實際利益服務，不僅不違背自己的理性內容並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實現這個內容，如果實際利益是根據理性和科學，因而是根據真理和正義合理地改造社會和自然的話。合理的、和諧的社會實踐乃是自由的與和諧的發展的基礎、合理的思維的基礎。這種認識就是愛因斯坦戰後極力反對原子彈威脅的全部理論基礎。

★　最後的宣言

1945年12月10日，在紐約諾貝爾紀念宴會上，愛因斯坦發表了“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還沒有”這樣一個講話。講話稿是愛因斯坦的朋友、歷史學家卡勒爾根據他想要講的內容起草的。愛因斯坦說：“物理學家們發現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同阿爾夫雷德·諾貝爾沒有什麼兩樣。阿爾夫雷德·諾貝爾發明了一種當時從未有過的最猛烈的炸藥，一種超級的破壞工具。為了對此贖罪，也為了良心上的寬慰，他設定獎金來促進和平和實現和平。今天，參加過研製這種歷史上最可怕最危險的武器的物理學家，不說是犯罪，也是被同樣的責任感所煩惱。而且我們不能不一再地發出警告，我們不能也不應當放鬆我們的努力，來喚醒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他們的政府，使他們明白，他們肯定會惹起不可言喻的災難，除非他們改變彼此相處的態度並且認識到他們有責任來規劃安全的未來。我們之所以曾經幫助創造這種新武器，是為了預防人類的敵人比我們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納粹的精神狀態，讓他們佔先，就意味著難以想象的破壞，以及對全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奴役。我們所以把這種武器交到美國和英國人民的手裡，因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全人類的信託者，是和平自由的戰士。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既沒有和平的保證，也沒有《大西洋憲章》所許諾的任何自由的保證。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還沒有。”

戰後混亂的國際秩序，新的軍事對抗，依然到處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原子彈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愛因斯坦巨大的關注。他像戰前一樣呼籲道：“我們戰後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們這些物理學家來說，我們既不是政客，而且也決不願意干預政府，但我們知道一些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們覺得有責任明確告訴那些負責的人，並且提醒他們：沒有僥倖避免危險的出路；前面沒有時間讓我們慢吞吞地前進，而把必要的改變推到遙遙無期的未來；也沒有時間讓我們做討價還價的談判。形勢要求我們勇敢的行動，要求根本改變我們的整個態度，改變全部政治概念。但願那種促使阿爾夫雷德·諾貝爾設定鉅額獎金的精神，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信賴的精神、寬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的心裡會佔優勢。要不然，人類文明將在劫難逃。”

可如今原子彈已握在美國統治集團手裡，他們能承諾不以原子武器威脅世界和平嗎？早在1940年，愛因斯坦就預感到自己給羅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憶”，儘管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戰後幾年間，美國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彈進行政治訛詐的行為不僅證實了愛因斯坦的擔憂，而且引起了他極大的憤慨。德國的知識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難道美國知識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國社會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義嗎？

1946年初，美國擬定召開“全國科學家會議”，愛因斯坦提前寫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裡話告訴美國科學家：“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數科學家完全意識到他們作為學者和世界公民的責任，他們並沒有成為那種到處氾濫的威脅著我們和我們子孫的未來的歇斯底里的犧牲品。

“我們不應當允許對科學工作的發表和傳播有任何限制；這對於社會文化的發展非常有害。當美國應當承擔起建立國際安全的領導責任時，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毒害的威脅，使得它的政治態度發生了不好的變化，瞭解到這一點，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繼續堅持這條致命的路線，那麼我們科學家就應當拒絕聽從它的那些不義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機構做靠山。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們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華盛頓制定出來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縛力得多。當然，我們還有這樣兩件最後的武器：不合作和罷工。”

愛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國知識分子的例子告誡人們：“我們有理由譴責德國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無條件地屈從於那個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們犯了罪，給他們懲罰，那是正確的，即使他們自稱他們是法律上被迫去幹的。我對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下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