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回憶不一致。翻譯伍修權記得李德為自己作了辯護，堅持說，他只是作為一個顧問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　（這一點完全正確。　）他為總的作戰路線進行了辯護，但卻說任何責任都應由中國領導人承擔，是他們把事情搞糟了，應受譴責的是中國人，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等等。他沒承認有任何錯誤。伍修權認為李德問心有愧，但是讀過他的回憶錄的人卻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事情過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態度似乎還是和他在遵義時一樣堅決。

李德一再說，他只不過是個代表。他確實提出過各種各樣的建議，但是，“這些建議是否被採納就是你們的問題了。”根據中國的檔案材料，胡華教授說，李德斷然拒絕了一切批評。

批評火力持續了三天。會議一般都是晚上七點開始，持續了四五個小時。措詞越來越激烈，翻譯伍修權也感到越來越緊張了。

白天主要是處理軍事事務。這期間正在對部隊進行一次重大的改編。解散了中央縱隊及其龐大累贅的挑夫隊伍。剩下的重型裝置或者被破壞，或者被埋藏起來以備後用。必須攜帶的東西都分散到各個部隊去了。中央縱隊的年輕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儘可能被編進戰鬥部隊裡。第三梯隊的政委李林凱病了，所以這些工作大都由小劉英負責。

徵兵工作正在積極開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點人員後證實，紅軍現在只有三萬人。

隨著會議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很多指揮員指出長征缺乏思想準備的問題。他們認為，部隊的嚴重損失，特別是因開小差而造成的損失，主要是由於新兵在思想上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和往常執行任務不同，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兒去，也不知道為什麼打仗，為什麼必須作出犧牲。指揮員們認為保密工作做得太過分了，連很多指揮員都不瞭解情況，這樣就影響了戰鬥意志和官兵們計程車氣。

洛甫和朱德堅決支援毛澤東。周恩來再次發言，認為毛澤東對博古和李德的“左”傾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並提議毛澤東任紅軍總指揮。

李富春的發言給伍修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澤東在湖南時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華橫溢的蔡暢結了婚。聶榮臻的發言也使伍修權深受感動，聶榮臻對李德的表現非常生氣。伍修權同意聶榮臻對李德的批評，因為他本人也經常領教李德的粗暴態度。有一次，他曾對一個部門的領導說，“李德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如果讓我自己選擇，我絕不給他當翻譯。既然分配我給他當翻譯，我只好乾。”

聶榮臻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發言的（過湘江時，他的腳負了傷，尚未痊癒）。他說話時很氣憤。每次見到李德，他就惱火，因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揮，李德對每門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設在哪裡等具體部署都作指示，而這些細節連軍團指揮員也無須親自過問。聶榮臻對李德的尖銳批評，伍修權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聶榮臻作為第一軍團的政委，對李德的那種只允許和敵人正面作戰的命令，並不是一概照辦的。有時，他們用傳統的朱毛戰術誘政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勝仗。

彭德懷在發言中堅決支援毛澤東，並嚴厲批評博古和李德。劉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覺得，和其他人的發言相比，朱德、彭德懷和劉伯承還是比較“溫和的”。

看來林彪在遵義會議上並沒有起多大作用。當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未遂政變可能歪曲了人們的記憶。和我交談過的大部分軍入都曾受害於他。伍修權斷言說，林彪在會上一言不發，他固支援博古和李德而受過批評。聶榮臻同意伍修權的說法。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記得林彪在會上支援毛澤東主張解除博古和李德職務的建議。據說，在湘江戰役和第一軍團遭受損失之後，林彪就開始公開批評這兩個人了。臨到開會，他講了很多意見，對他們表示了很大的敵意。

會議所有的參加者當中，只有何克全幾乎完全支援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學習過，是個“正統”的“布林什維克”。他承認他們確實犯了錯誤，但不同意解除他們的職務。聶榮臻認為何克全“相當狂妄自大”。何對毛說：“你根本不懂馬列主義。你只讀過《孫子兵法》。”儘管遵義會議採取了行動糾正錯誤，何還是一味堅持己見，直到後來，才勉強承認他是錯了。

聶榮臻和劉伯承建議紅軍改變路線，打過長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他們認為，那裡的條件比貴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較富裕；而（公路）交通極不便利。這就使得靠兩條腿走路、且行動迅速的紅軍佔了點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