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鄧的夫人阿金（金維映）和鄧離婚，改嫁給高大英俊、深思熟慮的羅邁。這是否促使羅邁對鄧採取嚴厲的態度，無法證明。阿金是廣東人，人們記得她是一位頗具天資的女人。和鄧一樣，她在瑞金時是黨的一位書記，而且據說有點個人主義。阿金和羅邁一起完成了長征，但他們在延安離了婚。

鄧小平被指責執行了一條“富農路線”，因為他主張沒收富農的土地分給窮人，而不去觸動中農。他還認為應當在各縣保留地方武裝力量，而不應當象“布林什維克們”所堅持的那樣，把所有的武裝都統一到中央指揮之下。他還支援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

鄧小平在被批鬥時寫了兩三份檢查，承認他低估了“進攻路線”，但指控他的人對此還是不滿意。他堅持說：“我再沒有別的可說了。我說的都是實話。”說罷，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裡，不願為此再費口舌了。

一天，在被衛兵押回禁閉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陸定一的妻子唐義貞。陸定一是蘇區宣傳部長。“文化革命”期間，紅衛兵曾把他打成重傷。

“我餓壞了，”鄧小平對她說，“肚子根本吃不飽。”她可憐他，花一塊銀元買了兩隻雞。做好後，她給衛兵捎了個信，要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她的住所吃飯。鄧小平吃了一隻，把另外一隻拿回禁閉室留著下頓吃。紅軍撤出蘇區時，唐義貞被迫留在蘇區。她的丈夫走完了長征，並倖存下來了。

鄧小平在被“批鬥”期間的表現同他在以後年代中的表現是一致的。他願意承認錯誤，但當他相信自己正確時，他就不肯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他支援毛澤東的戰略，在這一點上毫不動搖。

關於後來發生的事情，大約有六七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他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楊尚昆將軍說：“他被送到基層去了。”但不知道具體做什麼。最準確的一種說法是，他被派到離瑞金很遠的樂安縣南村區去當“巡視員”了。但似乎誰也不知道他在那裡巡視了些什麼。所有的人都一致認為那是個很低的職位。他在那裡呆的時間很短，可能不超過十天。那是個游擊區，用軍史研究員閻景堂的話來說，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在這片無人地帶周旋，打得“難分難解”。瑞金有些人擔心“會出事”，所以又把他調了回來。

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受傷的王稼樣。他擔任秘書長這一職務有兩三個月時間，後來據說他主動請求解除了這個職務，成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員。另一種說法是，根據鄧自己的請求：擔任紅軍機關報《紅星報》的編輯。但是，李一氓指出，長征期間，不可能發行《紅星報》，所以在總政治部鄧沒有什麼事可幹，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軍。李一氓後來又糾正自己的說法，說他們每人分到一匹馬，實際上是騎馬行軍。

不論情況如何，在遵義會議，或在此之前不久，這些都發生了變化。鄧小平以《紅星報》編輯的身份出席了遵義會議。不過，據他回憶，在遵義會議前不久召開的黎平會議期間，他已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或按照劉英的說法，他擔任“中央直屬隊”的秘書長。

這個職務聽起來很重要，實際上並非如此。根據現在的回憶推斷，秘書長的職責是整理會議記錄、整理檔案、檔案歸檔、收發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實上至今沒有發現鄧小平以秘書長署名的電報或檔案。

鄧出席邀義會議的問題直到最近才成為歷史研究的問題。鄧自己記得是出席了會議，楊尚昆將軍親自進行過一次調查。楊出席了會議，但記不得鄧是否也在場。七十年代初，楊曾問過周恩來總理。周說鄧確實在場。後來，楊回憶起他看到鄧坐在一個角落裡忙著記筆記——不是為了《紅星報》，就是因為他是秘書長才記筆記的。不管多麼重要，這些筆記也象有關遵義會議的幾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樣都丟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紅軍翻過雪山之後，毛命令後方機關所有人員都必須在前線擔任軍事職務。鄧小平去第一軍團領導政治宣傳工作，身材矮小的劉英接任秘書長，一直到紅軍到達陝北為止。紅軍到達陝北時，鄧患了某種傷寒病，病得很厲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無法工作。

沒有一個人象毛澤東那樣使鄧小平經歷了那麼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發脾氣說，每次他講話，鄧就故意坐在屋裡很遠的地方；鄧耳聾，反正也聽不到毛在說什麼。可是在一九七三年，當週恩來身染重病時，他把鄧小平從文化大革命的煉獄中解脫出來，並熱情地稱他為“棉裡藏針”，意思是鄧柔中有剛。毛還說，鄧“行方思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