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沉月”、“九龍飛天”、“長虹臥波”、“雷峰晚照”“仙榻臥雲”等景。蔣介石表面上是不問政事，到處遊山玩水，祭祖，實際上他一刻也沒停頓對南京政權的操縱。杭州“棲霞洞會議”後，在1月21日，他由杭州回到南京，就洞察到日本的動向。他預料到在上海駐防的十九路軍會出事，於是就派杜月笙和史良才到十九路軍找蔡廷鍇說是張靜江有事找他，要他到杜月笙家面談。

蔡廷鍇到了杜月笙家，張靜江早已在此等候。簡單寒暄後，張靜江就直奔主題。“十九路軍一貫紀律嚴明，訓練有素。

近來日軍不斷挑釁，如果不採取措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希望蔡將軍能體諒中央的難處，念及中央的一貫旨意，十九路軍最好撤到南翔一帶，以免同日軍發生衝突。再說，上海地處繁華，一開戰，損失是可想而知的。蔡將軍若有撤退之意，張某願報告委座。“蔡廷鍇從他的話音中已聽出，一是要他避免同日軍發生衝突；二是要他自動撤出上海。蔣介石派他來，說明了委座對他十九路軍不放心，對他蔡廷鍇不放心。他還清楚，張靜江是蔣介石的謀士之一，他不好出面，要張靜江出面，這越發說明蔣介石對他不放心。見面的地點選在青紅幫老闆杜月笙家，這又進一步說明，還有一層逼他就範的意思。蔡廷鍇想到此，心中的氣就一個勁地往上湧。他沒有被嚇倒，當即表示：”上海是中國的領土，十九路軍是中國的軍隊，有權在上海駐防。這同日本又有什麼聯絡？保衛國家領土，軍人守土有責。誰膽敢來犯，我十九路軍將予以迎頭痛擊！“

蔡廷鍇不吃他那一套，拂袖而去。

在南京的蔣介石接到張靜江的報告，授意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出面阻止十九路軍可能發生的情況。1月27日晚，他倆人稟承蔣介石的旨意，連著發了三道急電，內容大致相同，都是要求他，要“該軍忍辱求全，避免衝突，萬勿妄動，以免妨礙國防大計。”急電接二連三的是發給了蔡廷鍇，可蔣介石還是不放心，他又連夜秘密調憲兵六團在28日趕赴上海，從北站下車，接替十九路軍在閘北的防務。憲兵六團到達後，蔡廷鍇指示在閘北駐守的軍隊拒絕移交防務。

淞滬一開戰，南京政府毫無思想準備，馬上遷都洛陽，躲避戰亂。“一二八”事變後，在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蔣介石也不得不做出抗戰的姿態。在1月30日發表了（為“一二八事變”告全國將士電）。2月初，蔣介石由洛陽返回南京時，乘坐的是火車，張治中到浦口迎接他，提出“中央部隊必須參戰，若沒有別的人可去，他願意帶兵前往。”蔣介石當時滿口答應。“好，很好！”

何應欽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調京滬、京杭線上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組成第五軍由張治中任軍長，參加淞滬抗戰。

淞滬抗戰堅持了33天，最後以妥協告終。十九路軍被調離上海，駐守在滬寧線上。蔣介石又採取了他慣用的手法，把十九路軍調往福建，要他同紅軍作戰。要麼被紅軍消滅，要麼消滅紅軍，這兩種結局，對他來說，哪一種都好。

在此期間，蔣介石還逼張學良下臺，讓何應欽取而代之。

蔣介石在第二次上臺以後，儘管他東奔西跑，擺出抗戰的姿態，那是迫於民眾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實際上他是置民族利益於不顧，始終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圍剿”紅軍作為他當前的頭等大事來抓。當他同日本簽訂了“淞滬協定”後，於1932年4月7日，蔣介石乘軍艦到武漢視察，聽取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關於湘鄂西、鄂豫皖紅軍的情況彙報，又於4月18日，在廬山召開了由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五省“剿匪”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圍剿”的計劃和戰略戰術。蔣介石把這次“圍剿”定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軍事行動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先佔領紅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第二步東西夾擊，而後由北向南推進，妄圖把紅四方面軍擠出大別山，在湖北的英山以南、長江以北地區消滅紅四方面軍。一切準備工作做好後，5月22日，南京在各大報紙上和電臺予以公佈。蔣介石又一次親自出馬，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李濟深為副總司令，曹浩森為參謀長，司令部設在江城的武漢。出兵30萬“圍剿”大別山和湘鄂西的紅軍。

蔣介石在鄂豫皖軍事上得手後，又著手對江西紅軍採取“圍剿”，多次電告前線將領，催逼各路兵馬加快推進速度。軍事佈置大體上有了頭緒時，蔣介石於2月6日親自到了南昌，召開“圍剿”會議。到會的有：何應欽總司令、賀國光參謀長、中路車總指揮陳誠、第一縱隊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