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發表的文章：《知難行亦不易》，是針對孫中山先生的著名學說“知難行易”的。我在這裡不想討論“知難行易”的哲學奧義，也不想涉及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這樣主張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說，胡適敢於對國民黨的“國父”的重要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蔣介石從來也沒有聽過“國父”的話，他打出孫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於欺騙群眾。但是，有誰膽敢碰這塊牌子，那是斷斷不能容許的。於是，文章一出，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黨棍一下子炸開了鍋，認為胡適簡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這群走狗一擁而上。但是，胡適卻一笑置之，這一場風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胡適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揚“好人政府”，他們大聲疾呼，一時甚囂塵上。這立刻又引起了一場喧鬧。有人說，他們這種主張等於不說，難道還有什麼人主張壞人政府嗎？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面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隱含著國民黨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國民黨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這裡。

這樣的小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是，這兩個也就夠了。它充分說明，胡適有時候會同國民黨鬧一點小別扭的。個別“誅心”的君子義正辭嚴地昭告天下說，胡適這樣做是為了向國民黨討價還價。我沒有研究過“特種”心理學，對此不敢贊一辭，這裡且不去說它。至於這種小別扭究竟能起什麼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範圍之內，也不去說它了。我個人覺得，這起碼錶明胡適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忠順奴才。

但是，解放以後，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人創造了一個新術語，叫做“小罵大幫忙”。胡適同國民黨鬧點小別扭就歸入這個範疇。什麼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點小別扭，對他們說點比較難聽的話，這就叫做“小罵”。透過這樣的“小罵”，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關鍵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於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塗、這樣低能嗎？國民黨反動派最後垮臺的歷史，也從反面證明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把胡適說得似乎比國民黨的中統、軍統以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忠實走狗還要危險，還要可惡，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後，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了辯證法，對於這一件事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高的。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語所說的那樣：一切閃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辯證法弄成了詭辯術，老百姓稱之為“變戲法”。辯證法稍一過頭，就成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就成了真正的變戲法。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時代贓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長封建統治的壽命，而贓官則能促其衰亡。周興、來俊臣一變而為座上賓，包拯、海瑞則成了階下囚。當年我自己也曾大聲疾呼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的謬論，以為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為了自己這種進步，這種“頓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這一點，我臉上就不禁發燒。我覺得，持“小罵大幫忙”論者的荒謬程度，與此不相上下。

上面講的對胡適的看法，都比較抽象。我現在從回憶中舉兩個具體的例子。我於1946年回國後來北大工作，胡適是校長，我是系主任，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是非常多的。我們倆都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什麼委員，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更增加了見面的機會。同時，印度尼赫魯政府派來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這一批印度客人，經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還請他們吃飯。他把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了我。所有這一切都給了我更多的機會，來觀察、瞭解胡適這樣一個當時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紅得發紫的大人物。我寫的一些文章也拿給他看，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這個人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的架子。這一點就是拿到今天來也是頗為難能可貴的。今天我們個別領導幹部那種目中無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氣勢我們見到的還少嗎？根據我幾年的觀察，胡適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學術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