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國的南北戰爭惠特曼支援北方的林肯，南北戰爭以北方勝利告終，我想以此來象徵代表中國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將戰勝代表南方的蔣介石的南京。”與此同時，屠岸還進行著《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和闡釋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手抄本還在邊疆的知識青年中流傳。卞之琳評價屠岸的翻譯水平“標誌著譯詩藝術的成年”。

新中國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飽沾濃墨，寫下了熱情洋溢的詩《光輝的一頁》，歌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發表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上海《解放日報》上。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年裡，屠岸的詩歌創作似乎停滯了，很多人對此疑惑不解。屠岸說，他也想寫謳歌祖國的政治抒情詩，可拿起筆來，總覺得寫不好，慢慢地文筆澀滯，也就很少寫詩了。作為心靈詩人，屠岸對現實生活並沒有迴避，但在詩藝上，他卻極力逃避詩歌的概念化和口號化。

上世紀５０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文藝界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聽到這一口號，屠岸興奮激動了一陣子，提筆寫出一些個性鮮明的詩和文章。那時，他正在中國戲劇家協會《戲劇報》工作。１９５７年春，他在中國文聯的牆報上撰稿說：“現在文藝報刊編輯部有些領導是外行，領導幹部應該選舉產生。”此話一出，立刻捅了馬蜂窩，屠岸被認為是右傾思想嚴重。儘管單位的上級領導一再保了他，可他寫的檢查總是過不了關，痛苦、鬱悶和迷惑折磨著他，他徹夜失眠。

屠岸：用生命與美的詩魂擁抱（5）

屠岸覺得自己的生命就像燒紅的鐵砧上掙扎的魚，整天擔心吊膽地沒日沒夜地痛苦的檢查中備受煎熬。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是這樣，１９５７年“反右”時也是這樣。

屠岸說，僅僅因為他和胡風見過一次面，以及在解放前曾在學生文娛晚會上朗誦過“胡風分子”綠原的詩，掌握運動的人就宣佈對他審查，撤銷他的黨小組長的職務，停止組織生活。後來以田漢為書記的中國劇協黨組，經過內查外調，總算查出來他不是胡風分子，宣佈撤銷對他的處分。

這一關總算過去了！轉眼又有“反右”鬥爭這一關。這年春天，號召整風，鼓勵爭鳴，文聯牆報編者約他寫稿。他就寫了一篇有關選舉問題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張文藝刊物的主編、副主編、編輯部主任應民主選舉，選懂行的人來擔任，再由黨組批准。這篇文章在反右時成了一條大罪狀。“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當時被認為是典型的“右派”言論。所幸的是，當時以田漢為首的黨組把他保護過關了。可是在檔案中留下了“思想右傾”的評語。他因此需要“繼續改造”，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農村勞動。

“被下放到離北京不遠的河北省懷來縣土木鄉當鄉黨委副書記，每天的勞動強度都比較大，對於我這種在城市裡長大的人來說，體力勞動是很好的鍛鍊，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種隨時可能會被調回北京挨批的壓力。”極度的痛苦和焦慮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經官能症，他徹夜失眠，精神呆滯，後來就病倒了。因為肺病復發，病情嚴重，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療。不久總算恢復了工作。但緊接著三年困難，因營養不良全身浮腫，加上心情惡劣，他的肺病極度惡化。１９６３年，在醫院裡他被切除了部分肺葉。

１９６６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猶如一場疾風暴雨，把中國的知識分子砸了個暈頭轉向。大批幹部被“打倒”，至於幾年前的“落網之魚”在這次浩劫中更是無一倖免，屠岸便是其中的一個。一夜之間，他被戴上了個“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雖然未受皮肉之苦，但是大字報鋪天蓋地，還經常有人對他當面斥責訓話。他當時精神壓力非常大，情緒壞到極點。他內心苦悶茫然，自解放前至今，他就一直跟黨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覺得實在支援不下去了，不想活了，於是和夫人商量，打算同時自盡。可是一看到身邊只有４歲的可愛純真的小女兒，他冰冷的心一下被濃濃的血緣之情所融化，他怎麼忍心拋下孩子一走了之？心裡的苦悶無處傾訴，失眠像遊蛇折磨著他，曾痊癒的神經官能症又一次復發了。詩人的心靈在哭泣、流血。

１９６７年１月，屠岸進了牛棚。“我本來是共產黨員，怎麼會突然變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裡待了兩年半，每天都要早請示晚彙報，彙報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澤東著作，另外還要寫思想彙報，寫的時候還用藍印紙影印下來留個底，不然將來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寫下的都是些違心的話，我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