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年５月，７６歲的賀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寶塔山，尋訪夢中的母校，走進毛澤東主席當年發表《講話》的楊家嶺……面對那親切的山坡窯洞，親切的面容和鄉音，親切的莊稼和黃土，親切的藍天白雲，頭髮已經花白的賀敬之感慨萬千：４０多年前一道鬧過秧歌的老鄰居大多已經過世，他們的後代，當年扎著兩條小辮的小女孩，也已經年過半百，手裡牽著小孫子來看望“老魯藝”。時光如白駒過隙，物是人非，只有詩歌是不變的。半個多世紀之後，在自己輝煌詩歌人生的起步點上，詩人賀敬之吟誦著自己的詩句，頓時煥發了青春的活力。是啊，賀敬之的詩中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平實與樸素的字句，卻有一種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這正是人們喜愛他的詩歌的秘密所在。這次回延安，賀敬之被延安大學魯迅文學藝術院受聘為名譽院長。

２００４年７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覽在北京展出後，燃起了首都和全國人民革命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精神之火。７月５日，“老延安”賀敬之來到展廳，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時期的照片和人物時，不由自主的再次默唸起了自己的詩作《回延安》。參觀時，他非常關心延安的發展，當得知延安的經濟和文化都有著巨大成就時，心裡長長舒出一口氣，說：“看到這個展覽，既感到親切又非常激動，延安精神鼓舞著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遠都做一個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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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敬之：人生之詩因跌宕而動人（6）

經典輝映成永恆

不論是作為劇作家，或者是詩人和詞人，賀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哺育下成長成熟起來的。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毛澤東與一群穿著厚棉衣的知識分子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裡討論中國文藝的走向問題，於是有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文章。《講話》成為中國文藝發展的一個綱領性檔案。在魯藝未參加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的強烈請求下，院長周揚出面請毛澤東主席來給他們吃點“偏飯”。

“那時，我不到２０歲。座談會我自然沒有資格參加，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毛澤東到魯藝又作了一個講演，提出大魯藝小魯藝的問題，意思就是說你們在小魯藝這個小範圍內要努力學習，但不要忘記廣闊的社會生活，還有廣大的人民群眾，還要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這些講話對魯藝和整個延安的文藝界影響很大。”談到這個話題時，老人顯得有些激動，目光變得更加深邃，思緒也彷彿又飄回那個激情盪漾的年代。

那天下著小雨，學校沒有上課，賀敬之剛要出校門，就見一個人牽著馬走來。賀敬之覺得來人很面熟，仔細一看，心中突然一熱，這不是毛主席嗎？他急忙轉身往回跑，一口氣跑回宿舍，把“毛主席來了”這一喜訊告訴了班裡的同學們。大家爭先恐後地擁出窯洞，正好看見主席和隨行的幾個同志被院領導迎進中院北面的平房中。很快，鐘聲響了起來，全院師生一下子集合到籃球場上來。主席站在籃球場中央，他身穿帶補丁的衣服，腳上穿著與戰士一樣的布鞋，面前擺放著一張小桌，開始對全體師生講話。這就是毛澤東主席關於“小魯藝”和“大魯藝”的重要講話，是對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進一步說明和擴充。

“我有幸和其他師生一起聆聽了那次講話，並在輕鬆的笑聲中接受了終生難忘的馬克思的新型文藝觀。在那之前，我糊塗觀念很多，對革命、對革命文藝的認識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錯誤的認識。”在晚年，賀敬之毫不諱言自己年輕時的幼稚，很坦然地說，“學習了《講話》後，我才對‘人民的文藝’、‘革命的文藝’有了根本的、系統的認識，並且開始自覺地改造自己。‘文藝為什麼人’，這是讓我感觸最深的，它指出了我們這些文藝工作者該走什麼樣的路；‘如何為人民’，則很好地回答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實踐和生活實踐的一系列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實踐《講話》精神、自我改造的熱潮掀起，這時的賀敬之更是積極地投身到下農村、進部隊的鍛鍊中去，如飢似渴地吸吮著民間文藝的甘露，尤其對陝北一帶民間秧歌、民間小戲和民間歌舞等的瞭解和學習，為他以後詩歌和戲劇的創作風格與寫作語言打下了深厚基礎。

年僅１９歲的賀敬之參加了秧歌隊的集體創作，差不多所有歌詞都由他來寫。除了創作了《南泥灣》、《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詞，賀敬之還寫過小秧歌劇《瞎子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