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範帶頭作用。”文體委員賈岱正、生活委員文鵑、勞動委員高煤海也都發了言。我正尋思著該如何表態時，刁書記點了我的名，“方昊，你的入學成績不錯，但更要突出政治啊。”我一時語塞，喘囁地說：“我怕不稱職，做不好”。“組織上是信任你的嘛，在坐的除了你，都是黨團員，多向他們學習，積極要求進步嘛。”這幾句話使我如芒刺背，心頭有如罩上了一層陰雲，我意識到：自己是個打入另冊的人，告誡自己不要暈了頭腦。

（8）

“媽媽，秋風又起了，近來身體還好嗎？…”一鋪開信紙，我的心就難以平靜，有如奔湧的錢江潮，想把無盡的思念溶入字裡行間。“遊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線”，飛的再遠再高的雄鷹，也會回到母親的身邊。人卻身不由已。

義烏車站離別的一幕常常浮現在我眼前。一股“高堂在，不遠遊”的負疚心情襲上心來。母親已經是奔60的人了，一個人孤苦伶仃的守在老屋裡，苦渡風燭殘年。

我的“腦回”似乎成了螢幕，不斷閃動著母親的音容笑貌。我好像見到了慈母倚窗傍門，思念遠方兒子的身影；聽到了慈母思兒心切的呼喚。千山萬水，關山迢遙，相見何期？寫不盡的纏綿思念，只能到夢中尋求。

我幸運的走上了學醫的道路，母親一定十分欣慰。她相信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恩賜的。來信中叮囑我“努力再努力”。希望我學業有成，做一名濟世救人的白衣天使，匡世懸壺的杏林高手。

從浙江到黑龍江，八千里路雲和月；從南到北，橫跨八省兩市。一方土養一方人，鄉情、習俗、語言、氣候，包括吃喝拉撒睡的一切都不盡然相同。隨遇而安，適應環境，成了我的當務之急。

禮拜天，我在門衛室和安道姆閒聊。本地人稱聊天為嘮嗑。嘮著嘮著就嘮到了地域風情。老安問我：“都說江南好，你跑到北大荒來幹啥？”這'箇中'的情由還真不好回答。我反詰：“那你從青山綠水的朝鮮跑到中國來幹什麼？”安道姆一時語塞，隨即大笑起來，掩飾他的尷尬。他笑時額、頰、眼角都堆起了深深的皺紋，像刀割似的。我不禁好奇的問；“安道姆，你幾歲了？”“啥？幾歲！？你看我鬍子拉楂的，才幾歲？”安道姆勃然大怒：“你這小南蠻子，變著法罵人。”我不知他因何生這麼大氣，一時不知所措。正好見文鵑從裡間開啟水出來，她大約聽到了我們的談話，放大聲問：“你倆嘰哩呱拉說什麼呢？”“我問安道姆幾歲，不知因為什麼，他生氣了。”文鵑笑著向老安解釋說；“中國地方大，南北不一樣。在我們南方，不菅多大，問年齡都是問幾歲的。不信，你可問問諸葛老師。”老安半信半疑地望著我，“那我倒真要問問看。”

文鵑走出門時用眼睛勾了我一眼，又偷偷一笑。我隨即跟出了門。文鵑回頭跟我說：“問年齡要問多大，不能問幾歲。”我一臉迷茫“為什麼？”“語言習慣不同，這裡對十歲以下小孩才問幾歲，懂嗎？以後學著點，不要挨人罵”。原來如此，我不禁紅了臉。文鵑看出我的窘相，“剛來東北時，我也常鬧這種笑話。”我望著她那張白晳的笑臉，感到分外親切，就開了個小玩笑；“那你芳齡多大呀？”文鵑莞爾一笑“你多大，我就多大。我比你大兩個月。你還得管我叫姐呢。”偷雞不成失把米，反而被她佔了便宜。對這位川妹子，我有幾分好感，也許都是淪落天涯的遊子吧。

除了帶薪上學的“調幹生”，每個人都享有助學金，一般中等的每月元，十塊錢的飯菜票，元的現金。對我來說，已綽綽有餘，再也不必給二哥添負擔了。我慶幸自己覓得了一個不花錢讀書的好地方。

我從小偏食，對東北的飲食更是難以適應。尤其從沒吃過的大楂子、高梁米，卡在嗓子裡常常咽不下去。按定量每月三十二斤，其中六斤細糧，五斤白麵、一斤大米，我只好常吃玉米做的窩窩頭和苞米粥。在南方我挺愛吃帶菜的六穀羹，而北方的苞米粥淡而無味。北方人稱玉米為“苞米”，南方人稱玉米為“六穀”。

說起蔬菜，品種也沒有家鄉多，而且叫法也不同，南方的“洋芋”叫“土豆”，蕃茄叫西紅柿，甘籃叫“大頭菜”。沒有我愛吃的油菜、碗豆、藕之類的菜蔬。但也有蘿蔔、黃瓜、白菜、豆角，好像品種不同味道也不一樣。東北大米特別好吃，又香又餈又筋道；比南方的秈米好吃多了。但我只能二兩二兩的吃，每個禮拜只能吃一次。入校以來我一直腹瀉，消化不良，虛弱乏力，恐怕就是水土不服和飲食的原因。我堅持著，相信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總會逐漸適應的。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