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支援修正憲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75歲之間退休？”結果是，肯定答覆佔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國會該不該透過總統的最高法院改組計劃？”這一詢問時，反對者以58％的多數贏了一個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有68％的人反對他的“擴大最高法院之戰”。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動手拆了變革鼓吹者們的臺，與此同時公開站出來面對懷疑者，為它超凡脫俗的公正客觀辯護。大法官歐文？J。　羅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轉到了自由主義的一翼。首席大法官休斯的忠誠似乎也越來越穩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援鐵路勞工法案和弗雷澤－萊姆基農業抵押延期還貸法案。除此之外，它還維持了華盛頓州的最低工資法，瓦格納勞資關係法，以及社會保障法中關於失業保險稅的規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數透過的。大法官威利斯？範？德溫特的辭職，立即讓羅斯福能夠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參議員雨果？L。　布萊克，從而確保了新政能夠贏得較大差額的勝利。

與此同時，1937年8月，參議院否決了總統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議。羅斯福儘管沒能完全如願，但他達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年，回顧這場論戰，羅斯福把它視為“贏得了一次戰爭的一場敗仗”。最高法院對聯邦政府活動範圍的新的態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決來加以說明，這份裁決認為，PWA有權提供資金給地方建設與私人機構競爭的配電線路。就這樣清除了羅斯福的革命之路上最強大的路障，最高法院開始把它的嘉獎給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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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節：變革中的城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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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中的城鄉

正如他們曾看到大蕭條各自的一面一樣，城市居民和農民也是從不同的視點來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覺到的是被經濟災難給死死攫住，比小鎮或鄉村社群更長時間地、更牢固地被失業和飢餓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僅10座最大的城市就佔到了全國接受救濟的可就業人數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濟的組織工作往往比小鎮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狀態下，接受嗟來之食時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對於自力更生和粗獷的個人主義更少顧慮。在20世紀，城市已經成了創新和改革的溫床。除了觀念的迅速發酵、組織化勞工的力量，以及經濟上的看得見的階層化之外，另一個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連根拔起的狀態。如果他來自一個小鎮、村莊或農場，這個事實本身一般會給他打上進步主義者、非國教徒和不滿現狀者的烙印，更常見的情況是，其影響就是剝去了附著在他的根上的習俗沉積塊。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於外國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話——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當中，將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這樣——那麼，對於那些被在農村生活的人懷疑是跟“美國方式”背道而馳的觀念，他往往感覺不到頑固的偏見。因此一點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濟、社會保障和住宅計劃，其最熱烈的支持者，莫過於大都市中心，羅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幾次成功的連任競選中，他掃蕩了城市的選票——即便是在20世紀40年代（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很多農民開始拋棄新政的時候。

減輕貧困房主的負擔，為低價型住所清理貧民窟，是把聯邦權力密切地帶入城市人生活中的兩項活動。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經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進入了住宅領域，比如建築業法規和分割槽法令，但在這十年，在聯邦政府的領導下，它擔負起了積極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貸款，然後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築。

為了對貧困房主實現比胡佛的住宅貸款銀行更直接的救濟，1933年6月，新政創設了房主貸款公司（HOLC）。所有貸款以5％的利息再融資，15年還清；必要的維修在監督下進行，其費用增加到貸款中。在其發放貸款的那段時期裡（1936年6月結束），HOLC共發放了100萬筆貸款，總額高達30億美元，承擔了美國城市房屋抵押債務的大約六分之一。到1937年，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數字——1926～1933年間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數十萬家庭免於被趕出家門。

然而，這一計劃並沒有滿足一個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領域。總統在他的第二屆任期就職演說中提到了“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們很少擁有不動產，或者說沒有機會面對HOLC，也不會得到建築信用合作社的關照和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