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密爾頓之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1932年2月，梅隆高高興興地放棄了他的部長職務，明升暗降，當上了駐英國大使。

正如柯立芝總統在全盛時期所說過的那樣，美國的商業確實是商業。但現如今，奢侈和娛樂，以及權力所帶來的忙亂感（正是這種感覺，為興旺發達的城區或郊區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質上的物質主義的外衣），突然之間都被剝奪了。這次最大的經濟倒退，讓數百萬市民猛烈搖晃了一下，使得他們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時候，卻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個習慣於把繁榮視為慣例的民族，發現自己被驚呆了，接下來是懷疑，再接下來是一點點無助，最後是憤恨。憤恨並不能讓這樣的境況變得更輕鬆一些：對手是無形的，不像國內或國外的敵人，它刀槍不入，不管是嘲笑、選票，還是子彈，都無損於它的毫毛。

但是，這個敵人的真實性卻是不容懷疑的。他那看不見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業這兩把尺子來衡量。收入（主要是紙上富貴）的損失最早被置於聚光燈下。自燒其翅的飛蛾寥寥無幾，那麼是誰燒的呢？早在1930年春，當聯邦基督教協進會把4月27日定為“失業禮拜日”的時候，這場危機就顯示出了它的寬度和深度。人們很快就在持續不斷的互動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業，迫使國民經濟進入下降通道。白領工人開始降薪，勞工們則在自己的工資袋中發現瞭解僱通知單。城市最早感受到衝擊。最初的症狀並不誇張：新車購買或新家動工的延期；年輕夫婦交出他們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劇院看戲的次數減少；清潔工、修理工和補鞋匠的業務更多了，而裁縫和服裝商的生意則更少了。

幾種更嚴酷的徵兆早就出現了，只不過規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圖、洛杉磯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業者的小規模示威。同月，鮑威利區等待領救濟的隊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爾沃基開辦了市施捨處。正像整個大蕭條期間週期性地發生的那樣，1930年的夏天帶來了救濟措施。食品更新鮮、更豐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問題變得不那麼嚴重。但是，1930～1931年間寒冬的來臨，開始了一段更艱苦的時期，紐約市撥出了100萬美元用於直接救濟，倫敦的勞埃德保險協會宣佈，他們破天荒頭一遭大量向美國客戶銷售暴動和內亂保險。

城市之外，危機的先兆則不那麼有新聞價值。農民們只知道停戰繁榮爆發之後的蕭條，即使他們的境況在持續惡化，他們有長期的條件作用所帶來的悲觀的滿足。然而，更小的工業城鎮卻不願意承認艱難時期的事實，在很多市民看來，所謂的艱難時期，要麼是曼哈頓賭徒的慘敗，要麼，只是一種心境而已。他們慶幸自己的基礎更牢固。儘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會學家們的中等城鎮——四分之一的工廠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但這個社群的有錢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堅持認為，大蕭條“主要是我們從報紙上讀到的某種東西”。他們依然靠裝點門面的信條為生，1932年，一個本地商人所組成的代表團勸說通用汽車不要封死他們已經廢棄的曼西工廠的窗戶，它們擋住了路過列車的清晰視野。這些精神飽滿的人，他們的處世哲學還很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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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從富足到寒酸（7）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樣，流動資本和就業崗位緊密地互鎖在一起，蕭條歲月就跟它們之間缺乏接合有關。收入上所發生的事情可以簡短地顯示出來。國民收入從1929年的810億美元減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億美元，然後飛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億美元，並在1932年以410億美元觸底。相應的，在這一時間跨度裡，國家的財富估值從3；650億美元下降到了2；390億美元，這一下降，代表了不動產、資本和商品的貶值。當然，全國有很多實體工廠，都在閒置和荒廢中生鏽。這三年，總共有85；000家企業破產，留下了45億美元的債務，5；000家銀行停止支付。900萬儲蓄賬戶被一筆勾銷，工資損失維持在260億美元以上。

美國經濟的債務融資結構基本上沒什麼改變——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3。5％——與此同時，在其他領域，通貨緊縮在瘋狂地繼續，使得長期債務比借款人在借錢時所預期的更要命。作為薪金支付出去的錢減少了40％，分紅減少了56。6％，工資減少了60％。危機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主要工業企業工資削減的比例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