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種慣性作用，並非真的還愛著對方。也許，他也想讓前妻被《泰坦尼克號》很“酷”地“撞一下腰”，跟他一樣感到慚愧吧。

離婚3年，他仍然非常渴望家庭的溫暖和幸福，但一提及再婚或復婚，在他的內心深處就像有某些東西在頑強地阻止著他。他甚至害怕聽到“結婚”這兩個字。對一個男人來說，事業上的拼搏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後院起火，是妻子的猜忌和不信任，是妻子對丈夫的那種無孔不入的糾纏。

他跟溫麗娟的分手，即源於她的捕風捉影，無理取鬧。

曾幾何時，童傑在辦公室做一份朝九晚五的文字工作，清閒得整天讀書看報，溫麗娟就老譏諷他沒出息；1992年，他到一家公司應聘部門主管一職成功，從此“下海”，越幹越順溜，很快得到董事會的賞識，被提拔做了總經理，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外出進行商務活動，一連幾天、十幾天不回家也是常事。

溫麗娟又不滿意了，常抱怨自己成了“視窗前的人”，過起了既富足又貧瘠的生活，說富足是因為有錢了，說貧瘠是由於除了錢，她什麼也沒有：有錢能買到房子，卻沒有家庭；能買到娛樂，卻沒有快樂；能買到貴重的藥品，卻沒有健康。

童傑兩難，除了向她表示一點歉意，還能怎麼樣呢？

而妻子近乎偏執的思維定勢，更讓他煩惱不堪：她既看不慣知識分子的兩袖清風，又看不慣時下生意人流行的拈花惹草，總希望丈夫比自己強，同時自己又逞強得很，在她眼裡，只有兩類男人——有本事的男人花心，不花心的男人沒本事。

於是，她每天用電話跟蹤童傑，恨不得用一根繩子拴住他的脖子。一次，他正跟一家韓國公司進行一場十分重要又相當棘手的談判，溫麗娟打電話喚他立即回家。童傑的女秘書很客氣地問童太有什麼事，後者便很不客氣地把女秘書訓斥若干。女秘書很難堪地進來跟童傑耳語，他不得不暫時中斷會談，去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