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自發組織起來的社團，也未寫過一張大字報，更未在任何座談會上發言，廣播室還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校刊廣播依然在，舊貌猶未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教條主義永自流。”在同學們看來，我屬於“當然的左派”。

校團委書記黃桂芳是參加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從北京回校後，立即在大禮堂向全體團員傳達大會精神。那天，她笑逐顏開，先說自己榮幸地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還圍著毛主席親切談心，一起照了像，那張照片被許多報刊登載。接著，介紹了團中央機關和首都大專院校的鳴放情況：《中國青年報》社有人貼出大字報，說全國團代會未能發揚*，與整風精神相距十萬八千里；北大、清華、人大的*空氣十分活躍，大字報一夜貼滿牆，新的“五四”運動到來了，有些大學生振臂高呼，即興演講，聽者雲集，爭辯熱烈；北大物理系學生譚天榮，自稱黑格爾一恩格斯學派，連續發表系列文章，對教條主義產生的根源進行了思考；人*律系林希翎，一位二十幾歲的女學生，敢於獨立思考。對國際、國內、經濟、政治、法律、文學等許多重大問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先後到幾所大學演講，雄辯滔滔，一講就是幾小時，敢於批評斯大林，與毛主席商榷，說我國鎮反時殺人太多，胡風不是反革命，肅反也過頭了，贊同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方向，甚至說真正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蘇聯，也不是中國，而是南斯拉夫。有人轟她下臺，也有人給她遞條子，說：“你如因此坐監，我們給你送飯……”

黃桂芳的傳達對校園裡的鳴放推波助瀾，新出現的群眾社團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圖書館前貼滿了大字報，有人說“胡風不是反革命”，有人說“流沙河的《草木篇》是香花不是毒草”，有人對川大的肅反搞得過左提出批評，對川大老教授不受尊重提出異議，還有人建議邀請林希翎、流沙河來川大演講，經濟系調幹生李盛照對斯大林進行了尖銳的抨擊。一個傍晚，校黨委書記丁耿林約見廣播室負責人徐雲（室長）、黃鐵軍（編輯組長）和我，表示：“今後對大學生鳴放的內容不予限制，說什麼都可以，罵孃的也行。”我們自以為得了尚方寶劍，躍躍欲試。徐雲寫了《我們的遭遇》，我寫了一篇《南斯拉夫問題我見》的講演提綱。提綱要點是：“南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是一個*主義的政黨，鐵托是一位久經考驗的民族英雄和領袖，他們在困難條件下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自治和社會*化方面積累了經驗，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獨樹一幟，值得我們學習借鑑。”殊不知，這篇不足千字的提綱闖下大禍，為我此後二十多年的劫難埋下伏筆。

在蘇聯十月革命前夕，舉世歡呼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校園內貼出了批判我的大字報，聲討的長聯貼在圖書館門口，足有三層樓高。

我被揪出來示眾的時刻已是反右派鬥爭的尾聲，或稱“補課”，當時川大被揪出的右派早已超過5％的指標，以中文系一年級l02名學生而言，右派已達到12名，佔12％，基層黨組織仍在深揭猛批，似乎被批鬥的階級敵人越多成績越輝煌，到年末連德高望重的副校長謝文炳和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倪受禧也被劃成右派，令師生們驚悸不已。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儘管問心無愧，我卻深深感到了處境的艱難。班上絕大多數同學對我不理不睬，像是帶著病菌的瘟神或幽靈，人們避之不及。走到哪裡，哪裡的說笑聲便嘎然而止，我被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下課後，圖書館是唯一的去處。那段時間學校常開大會，大禮堂的麥克風傳來嗡嗡聲，圖書館的大廳裡總有一百多人稀稀落落地坐在那裡，面色凝重，或埋頭讀書，或瀏覽報刊，或默默沉思，或寫些什麼，抬頭互望，十之*是各系級被揪出來的右派學生。半年前熱情響應黨的號召，曾是剛成立的社團或牆報負責人，英姿颯爽，挑燈夜戰，奔走呼號，訪問師長，寫出頗有創見的大字報，或在系級座談會慷慨陳詞，語驚四座，如今，美好動機被歪曲，勇敢精神被褻瀆，崇高形象被醜化，被打得七零八落，大概心情都很複雜。（那是個黃鐘譭棄，瓦釜雷鳴的年代，高尚者不得不低下頭顱，投機鑽營、順風轉舵的小人則大行其道。）我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彷徨、困惑、屈辱、無奈、悲憤、絕望，卻無人可與傾訴與宣洩，全國被劃為右派的幾十萬知識分子大既都是如此。

2心靈的拷問

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心靈如在熊熊的火焰上炙烤，我不斷地拷問自己，我是否真的錯了呢？

這需要進一步佔有材料，深入研究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