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他形勢比人強，讓時間作結論吧，美好的日子必將來臨，並朗誦海涅和普希金的詩給他聽。小范給我寫了一封信，稱我是“親近的導師。”

由於我的案情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關，國際共運一有風吹草動，上面便懷疑我有什麼不合時宜的想法和行動；加之我堅持學外語，接觸的又多是思想活躍的青年，更懷疑我與黨“爭奪青年”，於是，我的處境日益困難起來。1962年底總評時，梁幹事指示對我要“重點幫助”，說我是“現代主義修正者”（應為現代修正主義者，他對新名詞常說錯）。我付之一笑，感謝梁管教賜我一頂聞所未聞的新鮮頭銜！

我意識到當時正是敏感時期，*中央於6月4日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蘇共發表了對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對此我沒有寫過什麼，我寫的文字都可以示人，但有一本美術日記，抄錄了我歷年所作的百多首詩，還有長詩《在貝加爾湖邊》，一旦被搜走很可惜，便利用工作之便，把前者交給五車間收發劉職工，把後者送給六車間收發鍾職工。這兩人對我都很有好感，平時卻極少交往不會引起上面的懷疑。

果然，不出兩天，梁幹事奉命對我的書籍、報刊以及放在板報組的所有筆記本進行突擊檢查，把十多本外文書和《真理報》全部搜走，卻遺漏了我藏在枕頭裡的詩集《從揚子江到多瑙河》和一本南斯拉夫旅遊地圖。

從此，我成了車間裡的一個危險人物，一個熾熱的炭元，似乎放在哪裡都會燃燒，必須嚴格限制我的活動範圍。

31理性的力量

在動力廠擔任警戒任務的是解放軍某部一個連，連部後面修了一個神秘的小院。小院的大門緊鎖著，小門間或有兩三位幹部出入，一排房屋與連部平行，中間是個較大的屋子，可供訓話、開會或學習。靠東是較小的空房和辦公室。靠西為漆黑的禁閉室，一間比一間低矮、陰暗，最裡面的一間，入只能像狗一樣鑽進去，只能蜷伏於此交待問題，專門用來對付那些重新犯罪特別頑固的案犯。這裡沒有掛牌，被稱為集訓隊，是監獄中的監獄。

11月5日，天氣陰沉，隊部通知我不出工，把鋪蓋捆好，其餘東西留下。10時許，被送進這獄中獄。集訓隊的管理真夠嚴格，紀律制度之繁瑣超過看守所：不得與隊外人接觸，隊里人也不準交談，處於全封閉狀態。行李經過全面檢查，書籍和筆記本被沒收。每日生活的全過程有幹部監督，還要求互相監督，有事隨時報告。這是個令人窒息的小環境，卻說是“改造人的場所，集訓三個月，勝讀十年書，從這裡出去，如換了一個人。”

我的心緒逐步穩定下來，人貴有自知之明，自己最瞭解自己。我仍然關心四海風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對我國內政、外交、經濟、政治、文化等，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符合馬列的，與毛澤東從前的言論也是一致的。因此我無須隱諱自己的觀點，正好以此為契機把它們系統整理出來，以戰士的姿態勇敢地衝鋒陷陣，展示自己的道義和人格力量。

在這半個月裡，我一直寫得很專注，很亢奮，壓抑了很久的思想，控制了多年的話語和情感，如決堤之水奔湧而來，浩浩蕩蕩，波濤滾滾，一發而不可收。每天下午寫l5頁，6000字，一直寫到晚飯前。

第一天寫《認罪服法問題》，我寫道：“這些年來，人們都認為我是認罪服法的，其實我是服法而不認罪。我從未認過犯了投敵叛國罪，因為我投的不是帝國主義者，而是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準備去南斯拉夫，也不是搞叛國活動，而是留學深造，尋求知識、真理和友誼，罪名是強加給我的，歷史將證明我無罪。如果說，在1958年社會主義大家庭還異口同聲批評南斯拉夫，如今以蘇聯為首的兄弟黨都已和鐵托和解，在重大國際問題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道義一致，觀點相通，因此，判決書上強加給我的罪名更不能成立了。”

第二天寫的是《斯大林與個人迷信問題》。有篇文章《關於斯大林問題》，批評蘇共全面否定斯大林，其實，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未全面否定斯大林，他在開頭就肯定了斯大林在領導國家建設和衛國戰爭中的偉大功績，當然，也尖銳地揭露了他提倡個人迷信導致大規模*和蘇維埃社會的停滯，幾百萬人的死難和幾千萬人的流放遷徒，他成了伊萬雷帝式的暴君。斯大林的錯誤給共產黨人的形象和國際共運帶來極大傷害，它成了法西斯的同義詞，因此遭到正直人們的唾棄。如果肯定斯大林，實質是肯定個人迷信和專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