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冰心詩集》。混亂的現實和作家憚憬的真善美形成強烈反差，我到劇院去看根據果戈里名著《欽差大臣》改編的話劇，沙俄的腐朽和必然滅亡的命運給人啟示。賈舉才對我說：“國民黨看來是不行了，重新振興，恐怕要根本改造，花幾十年時間才有希望。”

這時已到了春季開學時節，留在南京的同學要學校按期開學。他們還出版了《政大學生報》，號召旅杭同學回京報到註冊。顧校長恪守來去自願的原則，同意願回來的同學返校，這有很強的吸引力，在南京的同學這時便形成多數。

熟悉的同學中，張權治、李永生、王傳大等回到了南京。他們來信說紅紙廊校園氣象一新，各種社團林立，活動自由，雖未正式復課，卻舉辦了許多講座，購進大量新書，他們受到留校同學熱烈歡迎，學習環境比杭州好多了。賈舉才、謝倫冠和我便決定和同學們一起第二批返回南京。

這時，住在上海的顧毓繡先是回南京看望那裡的同學，接著又到杭州對旅杭同學進行安撫。他說：“如今和談尚未開始，南京仍在解放軍的威脅之下，隨時可能遭到炮火的轟擊。當然。你們當中一部分同學如願回南京，我們仍提供車票和一切方便；如果一部分同學想在杭州再逗留一個時期，等待形勢變化，我們也支援，可就地請教授為同學們舉辦一些講座。”接著又重申“尊重多數，照顧少數”的原則，他說：“當初，到杭州旅行的佔多數，留下的是少數，如今，回到南京的成了多數，留在杭州的成了少數，我們對這兩部分同學的選擇都充分尊重，一視同仁地愛護。在南京的同學問我，一個學校為何分成兩個部分：我回答，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這時，一些堅持遷校的高年級同學提問：“我們想了解，政府對我們倒底持什麼態度？我們今後的出路如何？這是我們最關心的。”顧毓繡嚴肅地說：“你們在如此艱危條件下仍不忘初衷，想繼續走下去，政府是不會丟棄你們不管的。目前我在廣州拜會陳立夫、陳果夫先生，他們對政大同學的命運非常關切，*正在為政大尋覓新的校址，只要你們願意，一定能找到安全的地方就讀。”顧氏此時仍然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為國民黨爭取人才。

這是我聽顧毓繡的最後一次講話，遺憾的是，我們拂逆了他的期望，第二天便搭車回到南京。他的講話並沒有產生較大的效果。形勢比人強，在1949年初的大氣候下，顧毓繡是無能為力的。但顧無疑也看到了中國未來的走向，並沒有跟國民黨到臺灣。他審時度勢，於l950年移居費城，歷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客座教授，1973年入籍美國。他生前多次回大陸訪問，心繫祖國統一，對振興中華民族獻計獻策，2002年9月9日去世，享年一百歲。*、*都發去唁電，對他的一生給予極高評價。顧毓繡被時人稱為“學者、教授、詩人，清風、明月、勁松”，這與他的明智是分不開的。

94迎接解放與時代主流

1949年春，政大校園生意盎然，儼然是國統區中的解放區，重組了學生自治會，成立了應變機構。經向李代總統請願，學校獲得了大量應變物資和經費。美國麵粉夠吃幾個月，學生們的伙食大為改觀，每餐四菜一湯，葷菜為主。此外學校還開辦了新的學生閱覽室，裡面清一色的進步著作。我在這裡閱讀了*的《僱傭勞動與資本》、《價值價格與利潤》、列昂捷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社會發展史》、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觀察》叢書。在另一座大眾閱覽室裡，還讀了錢鍾書的《圍城》，*1942年的《整風文獻》。這段時間我接受了全新的思想，逐漸認識到*獲得的勝利並非偶然。我們回校的第二天，經濟系同學就舉辦了歡迎會，把我編在宣傳組，聽取餘精一教授的《*主義十二講》和另一位教授主講的《社會主義思想史》。學校裡還創辦了大眾合唱團，每天教唱《團結就是力量》、《拉起手》、《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山那邊呀好地方》和《祖國大合唱》。校園裡，禮堂內，隨時有人扭秧歌，各種社團創辦的壁報琳琅滿目，詛咒國民黨，把解放區描繪為自由、平等、博愛的伊甸園。閱報室中增訂了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和《華商報》，學生還組建了糾察隊，難怪《文匯報》上載文《血腥黨校變作風，石頭城裡扭秧歌》。

在東北同學中，王嘉藩、劉慶祜、蕭俊惠等都是留校生裡的積極分子，他們奔走呼號，四處串連，或演講，或寫作，或排戲，忙得不亦樂乎。一天晚上，在劉慶祜寢室開會籌辦新牆報《黃河》，公推我為主編，由王嘉藩負責向學生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