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細雨飄飛的下午，我來到胡家坪工地。那天人們正在背草肥，來來往往，互相招手問候。魯延福高聲說：“好久不見，真想念你，我愛人和兒子正好來看我，她們在工棚裡，互相介紹一下。”他妻子也是北方人，和我一見如故，兒子也活潑可愛，說他三年未見爸爸了，“爸爸臨走時是戴著手銬離開的，不久後爸爸就要回家了！”

1985年10月，我在蘆山思延鄉度創作假，體驗農村生活。有一天路經糧站，苗溪茶場的卡車在那裡出糧，巧遇周西林，周說：“你都走到苗溪門口了，也不回孃家看看。”於是，我兩次去水電站看望舒衍瓊，他正在領導水電站擴建工程，精神極好；後又到醫院李伯侃處住了一夜，得悉徐孝懷老師年輕的妻子服毒自殺，不勝驚悸。

徐老師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和自己的學生結婚，那女孩只有十多歲，人才出眾，把老師當作英雄般崇拜，生下一子，後經不住輿論壓力，無聊的人們瞎起鬨，說：“男方是老牛想吃嫩草，女方是想發落實政策的財”，“兩人走在一起活像父女，怎能成為夫婦？”那女孩一時氣憤而自盡。父母狀告徐老師*女兒致死，幸虧女兒留有遺書，說：“徐老師待我很好，我是自己選擇這條路的，與徐無關。”徐方倖免於難。

1986年冬，四川《文史雜誌》特約我寫一篇《胡風夫婦在蘆山》，為補充一些材料，我再次回到苗溪，採訪當年接觸過胡風夫婦的幹部、醫生和炊事員，重訪胡風住過的磨房溝，受到大隊管教幹部徐光偉、原13隊中隊長張成英和黃素華的接待。

那天清晨，我在茶場招待所門口鍛鍊，巧遇原l3隊幹事林上清。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小坐，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恢復了原工資級別，享受離休待遇，忽然轉換話題說：“我給你擺個龍門陣，你走後，朱慶豐調l3隊工作，經常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樣子，我很見不得他的作派。一次開會學習，他自稱辦了幾十年的專案，沒有什麼差錯，我立即反唇相譏：‘老朱，請你不要說得那麼絕對。’”他不服，我立即反擊：“試問，你經辦王地山的案子錯了沒有，恐怕百分之百地搞錯了？”朱面紅耳赤，無言可對。

90年代初的一個傍晚，朱慶豐來到成都寒舍。他十分和藹熱情，一副多年相知的神態，我不無驚詫：“莫非太陽真的從西邊出來了。”在隨意宣洩中，他竟然說：“我搞了幾十年專案，感到法院辦案子有時是坦白從嚴，抗拒從寬。”我睜大眼睛問：“此言從何說起？”他從容不迫地答道：“有些逃跑犯在外面重新作案，金額巨大，都坦白了，我在材料上批道：該犯坦白態度較好，可予從寬處理。結果法院以事實為依據，判以重刑。相反，有的案犯拒不坦白，堅持說在外面未作案，態度頑固，我報請法院從嚴懲處，結果卻判得很輕。所以，態度問題並不重要。”他又說：“我過去也是過分相信法律判決，認為法院肯定不會有錯，誰知那些年竟辦了那麼多冤假錯案，如今反思，痛悔不已。”肺腑之言道破法制痼疾：逼供信！

又過一年，朱慶豐的兒子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父親最近病故，去世前說我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在很長時期中，我把此君看成最可怕的敵人，他何出此語？也許是他生前太左，不敢講真話，生活也頗為孤獨吧！

再訪苗溪已是2002年4月，我和妻回蘆山為岳母掃墓，拜會親友，專程去了一趟茶場。老友舒衍瓊住在原農行的小院裡，院裡草木扶疏，鮮花盛開。這些年他參與蘆山縣國土勘測考察，還到寶興靈關為茶場建成一座中型水電站，成績卓著，堪稱苗溪茶場的功臣。如今退休在家，迴歸林泉，每日漫步于山水之間，讀報、讀書、寫作，自得其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他陪我和妻拜訪了商保田與黃素華，不勝今

昔之感。

商保田如今享受離休待遇，窗明几淨，生活舒適。黃素華還是一臉福相，女兒黃敬在苗溪當幹部，兒子是工人，我感謝她在逆境中所給予的關照，她淡淡一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好人終有好報，大家都加倍珍惜吧。”她和我老伴原來是熟人，幾十年後重逢格外親切。

在歸來的路上，遇到周金仁，周金仁眼尖，遠遠地招呼我，熱情握手，我說：“你是我的老領導，還好嗎？”他連連點頭，似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他只說了一句：“人哪，總歸是入……”大概在如何做人做事的問題上有許多反思。

公路旁有一家小飯館，是另一位周指導員的遺孀開設的。沈前學在這裡幫忙劈柴、燒火、打雜，用這裡的灶火，每天蒸兩籠饃饃，到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