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友趙明賢在川大畢業後，發配到青海，先在湟中教中學，後來下放教小學，以後又因攻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到公社勞動；改革開放後回到湟中師範任教，在青海教育界名噪一時，後來提前離休回到南京。他比我大三歲，仍是孑然一身，但他處事超然，不慕名利，熱愛旅遊，每年出門遊歷一次，每兩年回一次成都，都住在我家。他才情依舊，思路敏銳，用電腦打出的信如行雲流水，是極精美的文字，如果不是極左的大氣候，他的人生之旅何至於此！

四川省作協在1957年揪出7名右派，時稱七君子，當初我和其中任何一位都不相識，改革開放後卻和其中的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峽、茜子（另外兩人是邱漾和儲一天）有了交往。石天河給我的信最多，他的書每出一本必送給我一冊，可稱神交。我和《青衣江》編輯姚楓赴成都請白航和流沙河來雅安講學，當時沙河的妻子不要他來，他送我們出門後，送給我一部《流沙河詩選》，並低聲說：“我一定會來的。”茜子直率地批評我詩作中的缺點，手法陳舊，感情直露。白峽是川報編輯梁學芳的丈夫，我回到成都後的l5年中常來常往，他的真誠、厚道和直率使我受益終生。

那些和我一起熬過漫漫長夜的難友們如今的命運如何呢？

1958年曾與我在省看守所同居一室的長者張正宣仍健在。我離開動力廠到苗溪後，他被調往鋤壩河，在那裡就業，1979年落實政策回川報，恢復了黨籍，安排在文藝部，發表過回憶在上海參加魯迅葬禮的散文，後來又編《新聞界》。他多次給我來信，鼓勵我勤奮創作，並指出寫作要有重點，不宜全面開花，我聽從了他的教誨，以散文為主攻方向，果然有些收穫。我和他兒子也是獄友，不幸那個漂亮的小夥子出獄後竟慘遭車禍，過早離開了人世。2003年春節，這位長者曾光臨寒舍，談了大半天。他還關心地問及看守所中1138（王雲德）的近況，說，“人才難得呀！”

改革開放後，能聯絡上的還有廣漢的羅永成，他分配在縣文化館，辦了一個油印期刊《金雁》，給我寄來幾期，要我給他寫稿，刊物編得不錯。我的男孩出生後，為他寄了照片。一次，他和該館館長一起到雅安出差，曾光臨寒舍。《青衣江》也發表過他的詩作，在全省少年兒童文學工作會議上還見過一次面。

動力廠的難友們則是慢慢聯絡上的。

我牢記著羅次氓的單位是宜賓縣糧食局，l979年我的右派問題改正後給他去信，他也獲改正並重新工作。他給我寄來和妻子一起到南京遊歷的照片，精神面貌很好，知我已在蘆山安家落戶，鼓勵我當好山鄉園丁。把智慧獻給孩子們。還告知我周忠濤已回到宜賓，在某廠幹技術工作，結了婚。於是，我和周也有幾次通訊，互寄了新照。我總覺得周的神情有些憂鬱，似還沒有走出歷史的陰影。

1992年夏日的一個傍晚，有人敲門，來客頭髮灰白，身體發福，熱情灼人，見面就問：“我是誰？你還認得出來嗎？”我立即驚呼：“劉福祥，你是動力廠的劉福祥！”他笑著說：“我看到《成都晚報》上發表你的文章，親自到報社打聽，終於見到了你，我好高興啊！”

近20年不曾謀面了，他還是那麼熱情，爽朗，說話的節奏很快，還有些誇張。他詳細敘述了“*”開始後的情況，在試製新型柴油機中他成了技術骨幹，與技術室主任郭劍一起，參加過全國性的專業研究會；後來製作大型毛澤東像章，他又成了技術尖子，製出的像章拋光極好，轟動一時。後來，由於“一號通令”，動力廠大批就業人員和犯人去了石棉新康石棉礦，少數人去了蕎窩農場。他在石棉礦也大顯身手，參加了南椏河大橋的建設工程。*後任該礦技術科長，被*部門安排為縣政協委員，退休後來成都在四川社科院的《四川年鑑》任編審。

從此，劉福祥君常到我家造訪。他的父親劉子如先生是愛國*人士，為了恢復其父的名譽，劉福祥四處奔走，終於得到領導部門的認同，在江北縣建成紀念劉子如先生的雕塑。

我家遷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長者叩門，自稱是龐傑，南下老幹部，60年代曾在動力廠勞教，在三車間成品庫工作，在那時認識了我。龐君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黨領導的遊擊武裝，後編入華北野戰軍，南下時做後勤工作，與韓念龍一起進入成都。後調到阿壩自治州任科長，因對赫魯曉夫有微詞打成“反蘇”，補劃為“右派”。

他是自己拉著行裝到動力廠報到的，沒有公安人員押解，動力廠的幹部對他也比較關照，未讓他參加體力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