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工資級別。同一天，我與沫東公社赤腳醫生喻家慧結為伉儷，在竹林環繞的農家小院裡，我有了自己的家。

一個晴朗的日子，川報女記者陳存瑞來蘆山採訪，特地到蘆陽中學看望我，帶來了川報總編輯許川和西南服務團許多老戰友的問候，說：“你當年是才子，雖歷經坎坷，卻沒有磋砣歲月，你一定能把書教好，還可以提筆寫作。”他回報社後寄給我不少參考材料和稿箋紙，於是，我重新試筆，陸續在報刊上發表了《豆姑娘》、《摘茅梨》、《放木排》、《蘆山的綠菜》和《我是農民》等散文和詩，歌頌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大地以復甦的景象。剛創辦不久的地區文藝刊物《青衣江》邀我參加筆會，使我萌發了回到文化界的願望。

1980年暑假，我回到闊別15年的成都度假，住在川報招待所，看望原來的老領導、老同事和老同學。時任省科委副主任的李力眾邀我到《科學文藝》當編輯（後因蘆山縣委不放我而未能實現），他說：“你還不滿五十，還可以大有作為。”一天，我和已回成都工作的陳德外一起去訪川大的熟人譚洛非、周浩然、趙迎生和李峰銘，他們都樂意幫忙把我調回成都，並說：“你是先知先覺，你對鐵托的評價如今得到世人普遍認同，說出真理付出了這樣高的代價。”這使我感到安慰。拜訪省電臺副臺長、川大中文系老同學秦育聰時，他態度誠懇地說：“你當年雖遭到了冤枉和批判，真理畢竟在你這一邊，如今繼續努力吧！”當他送我們到門口時，省臺正在播放《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陳德外不由得朝我一笑：“歷史真會捉弄人，當年秦兄寫文章批判這兩支歌，說它們不健康，反映了庸俗的小市民情調，今天他主持的文藝部重放鮮花．誰是誰非，歷史大概是最好的證人！”

1981年，我由蘆陽中學調到蘆山中學，教語文和英語。l982年暑假，《青衣江》決定調我當編輯，好友胡良柱、鍾堅、駱良琮、週日璉、孟賢洲、楊棟臣等送別，希望我永遠記住蘆山這片土地，大家都十分珍惜在這裡建立的友誼。

雅安是一座綠蔭覆蓋、碧波環繞的雨城。l982年9月我剛來時，又成了陌生人，一個人在辦公室安張小床，夜裡聽颯颯的秋風、淅淅瀝瀝的秋雨。但我總算實現了業務歸隊，先任編輯，後任副主編、主編。其間還到*當過半年地委工作隊員，甚至還當過編劇，為地區拍攝的電視片編寫指令碼。

環境雖然有些艱苦，但比起囚徒生活，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除了編好刊物，還要大力培養本地區的業餘作者，到七縣一市開作者座談會，講課，個別談心，組稿，潤色作品。我和幾十位文學愛好者交朋友，態度都很真誠。當我看到他們的佳作在大型期刊上發表或有專著付梓，像自己的兒子出生一樣高興。

1983年6月，我把家從山鄉遷到雅安，只有兩床、兩桌、一椅，幾個小凳和一堆書，一輛1噸半的工具車都裝不滿。苗溪老朋友李樹人來寒舍作客，說：“你家環境蕭然，徒立四壁，但你有豐富的精神財富，可稱改革開放的翻身戶。”

為了提高業餘作者的寫作水平，《青衣江》多次舉辦詩會、筆會、改稿會，請省內名家陳之光、李友欣、流沙河、白航、劉濱、尹在勤、何開四等講學或輔導。我也多次到外地考察，參加筆會，擴充套件視野，星期天也堅持上班，把自己鎖在辦公室裡讀書或寫作。這就苦了妻子，她一個人在家裡忙家務，還要陪兒子讀書。她總是說：“你忙你的，家裡事不用你操心。”這樣，我在雅安補了不少課，還在雅安市舉辦了文學講座，講《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軌跡》。有一晚在影院看電影，影片放映中，忽然有個戴眼鏡的人按住我的肩膀，說：“你還認識我嗎？我是你在省看守所的同窗，原省法院的趙家齊，你把雅安的文學搞得熱火朝天，怎麼講座票也不送一張給我？”難友重逢，實為緣分，此時他任雅安地區律師事務所主任，與苗溪一位女性戰建華結了婚，以後我們兩家常有過從。

1984年7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加入四川省作家協會和文藝評論家協會。籌建雅安地區作協時當選為副主席，還被地委聘為特約政研員。四川大學補發了我本科畢業證書。好笑的是，畢業日期寫的是l961年7月，而校長卻是如今的校長，我忍不住又寫了一篇散文《遲到的畢業證》。

這時，電大和省幹部函授學院，先後聘我為輔導教師，輔導《寫作》課和《現當代文學》課，反映還好。接著又聘我作畢業論文的輔導兼答辯教師。我和社會各層面建立了聯絡，在文化、教育、新聞、文學各界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