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離開北平時，收到姐姐寄來的國民黨瀋陽市黨部書記長張寶慈寫給國大代表張鴻學的一封簡訊，內稱“茲介紹王地山同志年輕有為，望我兄熱心關照，著意栽培，將來必為我兄左右臂也”。我讀後覺得好笑，我又非國民黨員，何得稱同志，認為憑這種子虛烏有的關係攀附權門，是很可恥的。不由想起《三國演義》中龐統初謁劉備時，身上帶著魯肅和孔明的介紹信，均未出示，僅被委任為耒陽縣令。其後張飛前往視察，鬧出一場糾紛，被張飛驚為大才。第二次見劉備時，龐統才得到劉備的賞識。想起這個故事，我便把張寶慈的信撕毀了，也從未去找過張鴻學。我還有一位姨父李養吾在南京國防部任要職，姨娘在瀋陽時曾到我家並受到款待，基於同樣的心態，我到南京後也從未到他家拜訪。以我那時的幼稚和缺乏主見，如果和他們來往，很可能會走上另一條道路。

93國立政治大學與顧校長

國立政大的前身是中央政校，是為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學府，實行以黨治校和軍訓制，待遇特好，全部公費，據說畢業到地方，至少可以當縣長（實際並非如此）。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一度要蔣經國任該校教育長，在*浪潮衝擊下未能如願，便讓政治上比較開明的顧毓繡擔任，並改為直屬*以攻讀社會科學為主的普通高校，向全國招生。顧毓繡以*治校相標榜，把政大擴建為三個學院和十個系，並在孝陵衛設校分部，提倡學生建立各種社團、民選學生自治會。聘請一批有名望的教授來校任教，他的作法獲得學生的普遍崇敬。

1948年秋，國統區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期，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的失敗，使大小商店的貨物被搶購一空，南京發生市民搶米風潮。東北全境解放，更使國民黨政府人心惶惶。11月初，政大的東北同鄉會歡迎新生，請三位東北籍教授講話，鬚髮皆白的臧啟芳教授對時局仍持樂觀態度；在司法部任職的李祥生教授則認為“大局不可為矣”，“臣無半策紓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並說他死後立碑，刻上“東北義民李某之墓”，平生之願足矣！周孝若教授則表示：“共產黨一來，我只有逃之天天。”他們代表著右翼知識分子的立場。劉不同在《大學評論》上分別發表致蔣介石先生書和毛潤之先生書，呼籲和平。一個上午，顧毓繡校長來校分部講話，他說：“窮則變，變則通，限價的辦法行不通，可以換一種新辦法，百姓搶米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民心向背。如果百姓從心眼裡痛恨一個政府，這個政府就很危險了。”

在政大學生中，有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有的擁護國民黨，有的同情共產黨，有的則徘徊於兩者之間。圖書館有各種傾向的圖書報刊向同學開放，不少同學每日讀英文的《字林西報》和《密勒氏評論報》。我讀過馬寅初的《經濟學大綱》，也讀過葉青的《共產主義批判》和《英國的戰後經濟》。在朝夕相處的東北籍同學中，政治傾向也各不相同。當過青年軍、在瀋陽《中央日報》任過職的賈舉才卻相當左傾，他隨身帶著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許滌新的《中國經濟的道路》和王辛著的小說《黎明》，並借給我看。他曾對我說，共產黨員是些有思想、有見識的人，他當青年軍時有一次捉到一位新四軍的偵察員，問他為什麼刺探國軍情報，對方回答：“這是中國的土地，我作為中國公民為什麼沒有權利自由行走？”他的女友打算參加國軍某文工隊，他堅決反對。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何學純、宋宦春、褚會雲等先後離校跑回解放區；但多數人還在猶豫，既看到國民政府即將垮臺，又希望有在正規大學受教育的機會。經濟系一年級同學有一天討論形勢，不少人呼籲和平，不少入主張打倒孔宋豪門資本。在聖誕節的晚會上，每張課桌分別寫上杜魯門、諸葛亮、馬歇爾、川島芳子等名人的名字，每個人進門時抽籤，對號入座。我抽到的座位是諸葛亮，班長抽到的座位竟是毛澤東。陳立同學自己辦了一個當代貨幣展覽，其中竟有解放區中原銀行印發的人民幣，上面赫然印著毛澤東沒有扣風紀扣的頭像。還有不少同學向蘇聯駐華大使館索取《新聞週報》，校方也未予干預。

顧毓繡校長當時四十多歲，西裝革履，戴一副金絲眼鏡，是一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嚮往西方*，中間偏右，講一口帶無錫口音的普通話，旁徵博引，詼諧幽默，風度翩翩。他於1902年12月24日生於無錫，l923年畢業於清華高等科，同年赴美深造，用四年半時間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士、碩士、博士等學位。1929年回國，歷任浙大、中大、清華、北大、國立音樂學院、上海交大、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