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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托訪華對我的震撼力是不言自明的。我過去所寫關於鐵托與南斯拉夫的一切文章都不是毒草，申請到南斯拉夫留學絕非投敵叛國，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對我的審判，是謬誤對真理的審判，歷史已宣判我無罪。

根據長期處於逆境的體驗，我覺得凡事不可過於樂觀，底層有底層的思路，上面有上面的觀點，公檢法的思維定勢總是“過去的政策適合過去的情況，今天的政策適合今天的情況，不能以今天的政策翻過去的案”，以此推論：“今天承認南斯拉夫為社會主義國家是正確的，過去說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正確的，當時判你多少年徒刑也沒有錯。”你又如何辯解？

但機遇不可錯失，經反覆思索，我還是給鄧辦寫了一封信，表達對老首長重新工作的祝賀，敘述了自己的冤情和近二十年的悲慘命運。我寫道：“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目前。國內仍有一大批自己的同志陷身囹圄，渴望為黨和人民效力而沒有機會，希望你能關注一下*冤假錯案的問題，作一些調查研究，關心一些仍關在陰山背後的戰友。”

83何日言歸期？

*復出，主管科技、文教方面的工作，整頓被“四人幫，，踐踏最嚴重的重災區。在底層能感到的兩件大事，一是解除禁錮十年的中外影片，在13隊重放了《野火春風斗古城》，飾金環和銀環兩位女主角的是同一個王曉棠，群情振奮，趨之若鶩。為看這部影片，有些人特意買了一包煙。廖豐永很欣賞影片插曲，放映屆叫我哼唱一遍，由他記譜。二是恢復高考招生，從此，讀大學不再由公社推薦，而是要在考場上一見高低。

於是，苗溪子弟校也緊張起來，幹部子弟們在清源公社的知青點匆忙組織補習班，因英語教師緊缺，把在茶科所就業的周繼新請去輔導英語。周繼新因此放下鋤頭，擁有自己的一張書桌、一把藤椅，重新回到三尺講臺上傳道授業解惑，令我好生羨慕。我想起在城裡運垃圾時，撿到一位初中生的草稿本，作文全是假大空的口號，言不成章，代數作業錯誤累累，曾和盧澤民談起被荒廢的一代。如今我也快滿刑了，即使不能重操記者生涯，作一名教師也許是可能的吧？

透過十年後的第一次高考，機磚廠有兩位就業人員的兒子金榜題名，而幹部子女無一被錄取，此事引起轟動，其實也是意料中事。就業人員子弟自知除了埋頭苦讀，別無出路，讀書格外用功，練就的真本事一鳴驚人；而幹部子女成天遊手好閒，反正可以接班頂替，何必下死勁求學呢？

社會上春氣萌動，大牆內冷冷清清，每天還是強制勞動。令人壓抑的哨聲，啃玉米饃，吃老梭邊，數不盡的公差勤務，粗暴的斥責和吶喊，罰站罰跪等事仍不時出現，犯人們過著一如既往的日子。

一天我到新工棚瞭解情況，遇到景中隊長喝得醉醺醺的，看我不順眼，問我到此何事，我說：採寫稿件。他竟奚落說：“工棚有什麼可採訪的？不是殺伙食，就是搞勾扯？你這個臭老九，什麼事瞞得過我？”我怒火陡起：“臭老九怎麼了，只有‘四人幫’才這樣侮辱知識分子！”他滿臉豬肝色，怒不可遏：“你敢說我是‘四人幫’，你這是攻擊誣衊，我要跟你算總帳。”我一邊勞動，一邊與他對峙，他暴跳如雷：“你聽著，晚上我要給你取重！”

晚上，黃幹事正領導學習，喊人讀報，景眼鏡如期而至，坐下就喝道：“王地山，你給我站起來，向我深刻檢查，我不相信我一箇中隊長治不了你。你是什麼東西，敢和我頂嘴？”我也來了倔脾氣，不甘對我人格的侮辱。雜務組的人都勸我認個錯算了，我預感到景瘋子的勁頭，你越認錯他越張狂，這個錯不能認！他頂多出手打人，那他就違反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輸理了。黃幹事也感到這樣僵持下去無法收場，便出去把陳幹事搬來，陳百愚和景眼鏡是同時從平泉調來的，能控制這場面。只見陳幹事進來後，坐在景眼鏡身邊，說道：“王地山你在我隊搞宣傳工作還是很有成績的，但不應和幹部頂嘴，你下去好好思索一下。”接著拉住景眼鏡說：“我還有個事要和你商量。”輕輕地把對方拉出會場，一場大禍才告平息。

12月初，隊上發放1977年度的勞改棉衣。黃幹事按雜務組的老規矩，明年滿刑就業的犯人，今年發給全套棉衣棉褲棉花和被套，因一個人初就業，每月只有二十幾元工資，除了交伙食買些補充食品，就所剩無幾了，實在無錢購置衣物鋪蓋，因此，勞改隊裡不乏就業多年仍身穿破舊不堪的勞改服的“黴和尚”。我深感前途未卜的渺茫。於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