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逐漸消除盡淨“縴夫”的遺聲遺色，從而使他從“縴夫事件”的瓜葛中解脫出來，還原為一個純粹軍人“公孫龜年”；如果不是高旭旺在他轉業之前，消除掉他的檔案中，有礙他前途命運的實質性內容，只在“受過何種獎勵和處分”欄內，籠而統之填寫上一句“曾受過留黨察看處分”，而在不失原則性前提下，使“縴夫事件”實質性內容闕如；否則，地方上哪個單位哪個部門，能夠接受一個、敢於接受一個筆名叫縴夫的詩人呢？能夠接受一個、敢於接受一個被全國通報“所有書、報、刊編輯出版單位，不準再發表和出版其作品和有關介紹、評論文字”的“欽犯”呢？

公孫龜年在生出對高旭旺綿綿不盡感激之情的時候，也為自己過去某些小小狡猾伎倆而不無慶幸。比如，筆名“縴夫”，打從“文革”之後，他把那本地下刊物《我們》編者，給自己起下的筆名“千夫”，諧其音改為“縴夫”，第一次使用它公開發表詩歌作品時起，直到三年前不再發表作品為止，他從來就沒有讓這個筆名和本名“公孫龜年”，作為鉛字一塊出現過。他至今沒有出版過自己的詩集，可在報刊上發表作品，並應編者要求附帶讓作者自備“自我介紹”文字，以備刊用的時候並不少，但在那些文字中，以及在別人為他寫的評論文字中，他從來沒有讓出現過，“縴夫原名公孫龜年”之類字眼。甚至，直到老實的妻子杜花團，把那封有關部門的追查信，封面上寫著“轉詩人縴夫所在單位領導收”的追查信，原封不動地轉寄部隊領導之前，連部隊也沒人知道，“縴夫”就是他公孫龜年。

這是公孫龜年刻意為之的結果，這也令他犯事之後受益匪淺。

在公孫龜年受處分不再發表作品之後，在他走馬燈般轉換過的那些部隊工作單位裡，即使人們知道他是一個曾經犯過錯誤受過處分的人，也鮮有人知道公孫龜年即詩人縴夫。這既得益於高旭旺對他人事檔案不失原則的技術性處理，也得益於他在部隊養成的“保守機密、慎之又慎”的保密觀念，和這種保密觀念轉化成的，對###染指的提防心態。當然從根本上講，是得益於他犯事時，他的工作單位性質和對犯錯誤者的客觀要求。

公孫龜年原來工作單位是一個部隊絕密單位，素有“紅色保險箱”之稱的部隊絕密單位，對外界接觸是有嚴格規定的，包括向外投稿，既是不準涉密的，也是要求儘量不使用真名實姓的。

在這樣單位工作，對於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人，據說戰爭年代一般處理方式是讓其“消失”，這種“消失”包括槍斃，也包括使用其它技術性的“自然消失”；進入和平年代之後，處理辦法則絕少使用“人身消失”的辦法了，一般處理步驟是，先隔離涉密崗位，再進行嚴格的警告“洗腦”教育，最後才是揹著處分轉換環境。輕者留黨檢視、降職留用到非涉密單位工作，重者開除黨籍軍籍貶謫為民，或長期勞教或判刑服刑。但無論哪種處分，在岀事人員的檔案處理上，其犯錯誤的具體內容，一般都是要進行“空泛化”處理的。其出發點，依然在於防止洩密。這也是公孫龜年的檔案中，看不到丁點兒“縴夫事件”影子的客觀原因所在。

當然公孫龜年自己的狡猾伎倆也不能不說是他後來的一種保護色。

對“文革”政治公孫龜年並非心無餘悸。他那濃烈而又總顯偏執的詩人氣質，對現實政治的強烈關注和對社會問題的尖銳思考，與他時時處處小心謹慎的行藏，常常是那樣的不協調。他的詩作品表現得總是一種濃烈的入世情懷，而他與詩界卻從來沒有過直接性交往，連他的投稿，他與報刊編輯部的來往信件方式，都是特務性的，全是透過自己當鄉郵員的妻子茹花團來中轉進行的。他陶醉過自已的名聲，他詩情狂放不羈，但在為人處事上卻又冷靜得要命，有時冷靜到謹小慎微程度。

其實，無論過去作為一個行為嚴謹的職業軍人，還是一位思想放浪、膽行無羈的詩人，還是如今作為一個已經棄詩而希圖另起爐灶幹一翻事業的軍轉幹部，公孫龜年還是顯得太單純了。且不說軍隊並非真空，從來沒有不透風的牆，何況對於他這樣一位中國文化界重大事件的當事者，即使保護者再有多大本事能為他消痕滅跡，為他保密，但真正要做到又何其難？誰敢為友情把自己政治生命拿來作賭注？再說，就算高旭旺真為保護他，為他創造了一個真空和遮蔽，但在中國強大而密如蛛網、無所不在的政治觸角面前，不是也顯得蟬翼般微薄而不足道嗎？

正當公孫龜年波動的心湖，漸漸平靜下來，以為儘管轉業分配到一個與自己有干係的《場》雜誌，卻是自己從未涉足過的一個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