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後，趙健和修理廠一個工人的女兒結婚了。趙健去了七八趟請軍官，都是吃了閉門羹。趙健很難過，新婚夜裡，他沒有急著入洞房，而是偷偷去了軍官家裡，他沒有從正門走，而是從後牆翻了進去，家裡的一切，他很熟悉，見到書房裡亮著燈，知道軍官在看書，輕輕走過，推開門，燈光下，軍官正在讀一本書，見到趙健淡淡地說：“不是說不要來了嗎？”

趙健說：“不來不行，不來心裡難受。”

軍官目光從書上移開，仔細看看趙健說：“是個好孩子。”

趙健說：“主人，今天我結婚，你也不見我？”

軍官說：“早就和你說了，不要再喊主人了，那是奴隸社會才有的東西，現在都是什麼時代了！”

趙健說：“今天我結婚，就叫一次，以後不叫了。”

軍官微笑著說：“好，今天你結婚，隨了你。”

趙健說：“我想給你磕九個頭。”

軍官皺起眉頭，為什麼又要磕頭啊！我又不是你長輩，也不是過去的皇帝，人家見到就要磕頭？

趙健說：“我媽我爸死得早，連墳地都不知道在哪裡，如今他們見到我混成這樣，又結婚娶了新娘子，一定高興壞了，你就當我一次爸當我一次媽，讓我磕一下頭，好讓他們在地下樂和樂和，最後三個頭是對你的報答，沒有你，哪來今天的我，你和我父母在我心裡一樣。”

趙健說完，磕了九個頭。

磕完頭，軍官把趙健扶起來，用手敲敲趙健的腦門說：“你磕頭用這樣的力氣幹什麼？我不怕家裡的地板被你砸碎了，就是怕你腦門傷到了。”

說完倆人都笑了，趙健和軍官聊了一會兒，軍官叫趙健回去，不要讓新娘子等急了。

國共三大戰役的淮海會戰結束，徐州解放了，軍官沒有走，徐州進入了共產黨的管轄。

一九四九年底的一個夜裡，下著雪，軍官敲開了趙健家的門，趙健吃了一驚，把他接到屋裡，他對趙健說：“我家裡的東西馬上要被人搬走了，其他東西搬走就算了，也沒有什麼好東西，那群土匪不過是要搶一些金銀細軟的東西，你把書房裡的書籍運回家裡吧！那才是好東西。”

軍官帶著趙健出門，趙健見到不遠處停著一輛馬車，軍官指著馬車說：“都在車上。”說完就走了，趙健要送他，軍官擺擺手，不讓他送，趙健愣在那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雪的很大，鋪天蓋地，夜色裡白茫茫的，趙健看著軍官的背影，在夜裡一動一動的消失，有些蒼涼，有些蕭索。

從一九五零年初，到一九五零年底，徐州都是亂糟糟地，趙健找過軍官好幾次，去的時候，家裡的門都是緊閉著，敲門時出來兩個解放軍，見到趙健警惕地問他找誰？趙健說：“我是鐵路修理廠的職工，來找這家的一個朋友，兩個解放軍不相信，盤問了許久，趙健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證，才得以脫身。”

一九五零年底，徐州槍斃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軍官就在裡面。當時在市政府廣場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公審，廣場上擠滿了群眾，廣場四周插滿了紅旗，公審大會在大雪紛飛中進行的，人們在大雪裡激情高漲，喊著各種口號，有些人激動的流下了眼淚。趙健也在人群裡，他擠到臺下，想衝到臺上，被周圍的解放軍戰士拉下了，他們誤以為趙健是激進的革命群眾，趙健看著軍官臉上滿是血汙，身後兩個解放軍戰士押著，趙健哭了。哭了一會兒，趙健不哭了，雪一團一團落下，趙健看著雪落，想到父親死的那天景象，審判過後，所有的犯人被裝上了大卡車，押到附近的亂葬崗裡全部槍斃，就地掩埋了。

趙健跑到亂葬崗的時候，大卡車早就跑的無影無蹤，亂葬崗上乾乾淨淨的，一片厚厚的積雪覆蓋著。一九四二年的那場大雪裡，軍官帶著趙健離去，趙健再回首時，身後是一片厚厚的積雪，覆蓋了父親的小土包，兩者一模一樣，彷彿把場景從原來逃荒的路上，搬到了這個亂葬崗上，重演了一遍。只是死者不同，傷心的人沒換。

咕嘟咕嘟地，鍋裡的湯熬幹了，牛曉貴不知道如何安慰趙健，把瓶裡剩下的酒喝光，長嘆一聲說，這就是命啊！

正月十六，湖南的四個師傅從老家回來，牛曉貴要走，趙健沒有讓牛曉貴走，趙健說：“你走了，我和誰說話，再說，不就是多一個人嗎？多十個八個人廠子也不能倒了，何況現在不是他趙健的廠子了，只不過他還是這裡的負責人。”

牛曉貴就留了下來，正月十七那天，牛曉貴到郵局，從自己賺的錢拿出一塊，其他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