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寫出像維克多？雨果的“亡靈說”１那樣的詩篇的女人，誰還能保持獨立的精神呢？誰都不敢奢望寫出具有創造性的作品，因為有人已經創造了，她的創造性無處不在，淹沒了眾人。昂泰爾姆也逃走了，儘管她在1992年還承認“那是我一生中的摯愛”。馬斯科羅是一個入世的哲學家，他的那些具有顛覆性的政治思想曾影響過杜拉斯，但在她周圍，他也無法真正當一個作家，因為杜拉斯要打擊和征服別人，她的知識和信仰的威力太強大了，別的人都無法進行創造：揚？安德烈亞，她的最後一個伴侶，將比任何人付出的代價都大，他成了一個具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一部真正具有杜拉斯風格的作品。

甚至連他的兒子烏塔都關起門來各幹各的，或者堅決地去“創造音樂”。所有的人都離開聖伯努瓦路，群星匯聚的燦爛時刻一去不再。

他們的離開，對杜拉斯來說意味著孤獨之路的初始。昂泰爾姆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他是“七星文庫”的出版人，這一職業要求他準確而細緻。他承認杜拉斯的語言很特別，甚至有創意，但也批評她的靈感印象派色彩太濃，太感性，說她近乎神秘和神奇，思維太野。他希望她寫東西結構要更講究一點，但他不明白，正是因為她不講結構，她才創造了自己的神話，她在作品中衝動地大喊大叫，甚至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第五章　太陽不再為誰而升（3）

這種機會主義的冒險使她獲得了“梅薩利納”的名聲，但她對此並不感興趣，她所追求的是寫作的必然性，自稱是“沒有上帝的基督徒”，就像她以後的一個女主人公一樣。好像無論如何都不能避開父親的姓：她最多願意把上帝的名字改變成另一種同樣超驗、但神秘而具有悲劇色彩的乞求，她在同類主題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那是認識的關鍵。在那些年間，她的臉被毀壞了，摧殘了，與《情人》開頭提到的方式不一樣。這是一張孤獨而失望的臉，腫得厲害，好像是因為哭得太多了，太辛苦了，太艱難了，似乎正想進行什麼報復。儘管她在流浪，但力量仍然很猛、很完整，能夠達到目標，痛苦是極明顯的。她的故事、曾在稻田裡搏鬥，把她叫做“小可憐”的母親的故事、在殖民地潮溼而炎熱的夜晚發生的故事，那種家庭悲劇，那種得不到愛的痛苦，所有被壓在心底的傳奇往事，像一種難以避開、讓人噁心然而又甜蜜的東西向她湧來。這些東西，她早就經受過了，但現在，怎能不向它們挑戰呢？她覺得這是她牢記在心的惟一的東西，只有它能給她以生存的理由。否則，她說，寫作只能是一種世俗的競爭。她的詞彙很簡單：只用某些習慣用法，總是同樣的東西，激情、慾望、野性、粗蠻。她說，在小說家和作家之間應該作出選擇。作家是在說神聖的東西，而小說家是在寫偶然的次要的東西。她是一個帕斯卡爾分子，只願聽“不斷的嘈雜”。然而她也知道，這些嘈雜只有在孤獨的夜晚才能聽得到。讓？德拉克盧瓦１說過這話。她接受這場賭博，願意冒這種危險。

她經常讀波德萊爾和神秘詩人的作品，比如蘭波，她覺得他的詩簡單卻不可企及。她也喜歡讀古典作家的東西，盧克萊修、奧維德２。但她讀的首先是《聖經》中的“傳道書”，她一再重讀，這本書使她對創世紀產生了興趣，並因此與那些先驅們更親近了。

當然，她的美學觀點將上升到神秘主義的高度。她把女預言者轉瞬即逝的東西搬到了對無限的熱情和渴望之中。她敢肯定，只有在那些神奇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暗示和以普魯斯特所說的那種“精神等量”傳送永恆的痕跡和理想的殘片，所以她感到自己與波德萊爾的那種契合非常接近。她對相似性堅信不移，就像波德萊爾“不脫離大地”就聽不到《羅恩格林》１一樣，她使用巴赫、斯卡拉蒂２、肖邦和卡洛斯？達萊西奧的變奏曲作為到達另一個理想世界的工具。慢慢地，她的語言將成為“音樂”，以反映和破解深藏在歷史井底的秘密。我們對她的探索在思想方面的質量還研究得很不夠。她自己也用各種尖刻的說法弄亂了這些足跡——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她好像還想討好她所說的“老斯大林主義者”，她並非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探索：“她走向前面，往前走。”　她這樣說那個恆河的女人，她完全也可以這樣說自己。她不信奉任何宗教，儘管她自己洗過禮，受到過基督文化的影響，但她的身份跟安娜…瑪麗？斯特萊特一樣矛盾，一種不可名狀的魅力和極其靈敏的感覺，使她隱約感到了緊張、衝動，陷入一種變化不定的理想中，創世紀時，最早從泥沼中出來的那些人可能就處於這種狀態。“我在極不耐煩地等待著你”，她在《廣島之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