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呼吸，就像帕斯卡爾的作品一樣，杜拉斯非常崇拜帕斯卡爾：焚屍爐中的烈火照亮了他，所以他得不到安慰，他在別的地方，從愛情中，尤其是從童年中尋找寧靜的美和火光的甜蜜，諾曼底的火光照亮了鑄鐵，金燦燦的，非常迷人。這是“痛苦之核”的回聲，它給了杜拉斯力量，使她能在所謂的“講述故事者”當中出類拔萃，那些小說家是為了“打發時間”和“旅行”而寫作。世界的痛苦和她所說的“死亡的身軀”，使作品進入了道德意識的層面，並且超越了它，使之踩著愛情的步伐。這種愛情是無限的，是對小哥哥的愛，如同她對孩子們的愛一樣；也是對上帝的愛，她追尋著那個監護人的影子，它像拉辛的戲劇中的女主人公一樣，憂心忡忡，又處處懷疑。

第三章　抑制不住的迫切願望（1）

然而，鍛鍊的時期並沒有結束。離獨立的自由、《卡車》中那位女士所得到的威嚴和心靈的年輕還遠得很呢！那種尋找回來的青春，任何東西都迷不住它，也誘惑不了它，它對自己的真實性非常確信。

戰後，聖伯努瓦路的寓所恢復了羅貝爾？昂泰爾姆流放前的歡快和友好，兩個極端總是激動著瑪格麗特？杜拉斯：內在生活，回憶的“內心陰影”越來越重，反映著世界的痛苦；物質生活，她喜愛和迷戀物質生活和自己的前途。

她好像仍害怕陷入記憶的黑暗之中，想用白天的醉歡來排遣痛苦和煩惱，也想參加重建她覺得已經失去的世界。

她知道斯大林政權的種種悲劇，黨使她感到了家庭般的友誼，她很喜歡，但她也覺察到了它的教條和守舊。她發現政黨高層下令開除了不少人，黨外的作家對他們嗤之以鼻。她深深地知道自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追求靈與肉的自由，與黨不一樣。她喜歡海明威、康拉德１、麥爾維爾２、斯坦貝克３。她知道文學是一個意識形態不應介入的神聖空間，並膽戰心驚地承認，德里厄？拉羅歇爾可能是一個大作家。

在聖伯努瓦路，生活是自由的，布勒東４說它是“玻璃屋”，對大家敞開的屋子。戰友們聚在一起，米歇爾？萊里斯１、喬治？巴塔耶２、埃德加？莫蘭３、亨利？米肖４，這些人開誠佈公，對事情沒有偏見。相反，薩特和波伏瓦雖然住得很近，離她住的那條街只有幾米遠，卻似乎在搞宗派，很封閉，拒絕談她內心深處覺察到的東西，他們不是用詩來衡量這個世界的。在那個時期，她已經站在帕斯卡爾一邊，尋找著無限空間的嘈雜，她將在對話中讓大家聽到那種小小的“音樂”。

但與此同時，她也害怕“不眠之夜”可能把她帶入的那種孤獨。她身上的某些東西使她仍然留在黨內，可能也因為她一直都有的那種雙重性。好像那是她的一種天性，渴望權力，非常頑固，產生於殖民主義時期的一種舊形式主義。杜拉斯還沒有完全擺脫她的母親，沒有擺脫她的那種嚴厲。

聖伯努瓦路的朋友們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常常爭辯得面紅耳赤，但不是很正統。在那裡，大家感到說話很自由，但差不多被開除了。杜拉斯喜歡這種極端的狀態，這種大聲的吵架。她喜歡“摧毀”她所崇拜的東西，以另一種方式來重新開始這個故事：“如果你要給我下定義，”她坦白說，“我覺得應該從這方面來研究我。在這場賭博中，在這場自我作對的賭博中，破壞自己創造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謂的進步。摧毀自己所創造的東西。”

她沒有拋棄寫作的念頭。時局的緊迫只在表面上減緩了她內在的要求。與米肖、萊里斯、布勒東和蓬熱１的交往，在她身上所產生的這種東西，使大家所追尋的那種超現實的秘密顯得有道理。她沒有忘記格諾２的建議，格諾是第一個相信她的人：“寫吧，除了寫作，什麼都別幹。”對杜拉斯來說，寫作不僅僅是在紙上碼字，不是一本接一本地寫書。她說，她一直在寫作，哪怕不在寫的時候，睡覺的時候，戀愛的時候也在寫作。

所以，作品是悄悄地完成的，沿著自己重要而秘密的道路，好像材料是自己堆積而成的，沸騰的作品最後終會出現，就像南海洶湧的海浪，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擋得了。

黨中央和許多黨員不再尊敬她，不僅僅是因為她對黨所採取的立場，而且也因為她和昂泰爾姆、馬斯科羅之間不道德的關係以及他們與萍水相逢的新朋友們所過的生活，其中包括維托里尼夫婦，他們對義大利共產黨可是越來越不忠。他們在語言和道德方面的自由只有比他們的政治言論更讓人吃驚。這時，杜拉斯發現，破壞的藝術就是了解她的作品和思想的鑰匙：逆轉形勢，拒絕僵化、守舊和秩序，因為她在世界上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