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抱恨而終的曹雪芹，連他的好友敦誠也禁不住哭奠道：“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

在中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西方，“憤怒出詩人”。痛苦成就了曹雪芹，也成就了莎士比亞。這背後是東西方共有的人類精神力量支援。

在中外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西漢司馬遷受宮刑後，“腸一日九回，居則忽忽而有所忘，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對於一個把名節看得比生命還重的文人來說，這種殘忍之至的刑罰無異於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閹割！然而司馬遷“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中而不辭者”，原因就在於他所說“恨私心有所不盡，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也就是說他之所以發憤著書，就是要用生命的創造來對付命運的不公，得到精神的補償。環境越是不幸，所能激發起作家無限的潛能。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因長期患哮喘病，不能接觸屋外的空氣，便足不出戶地躲入近乎密閉的房間創作多卷本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他以特殊的敘事風格，營造出一個獨特的個人世界：一個失眠的夜可以花四十頁來描述，一個三小時的聚會可以用掉一百九十頁的篇幅。在他的世界裡，時間可以做無限的鋪陳，自然也可以隨意壓縮，過去、現在、未來都可以